1933年，彭德怀请客人吃饭，竟然用洗脚盆盛菜，中央批评他太不讲卫生。 那年夏天，彭德怀带着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开进闽西，一路打得挺顺，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四座城接连拿下来，开辟出一大片地盘。 可刚站稳脚跟，临时中央的命令就来了，不让部队做群众工作，催着立刻去打连城，还规定了时间和攻击方向，要从北往南仰着攻。 连城守着的是十九路军区寿年旅的三个团，工事修得结实，装备在当时的白军里算顶好的，战斗力不弱。 盛夏的闽西热得像个大火炉，彭德怀亲自带着侦察排跑了一整天，压根找不到能靠近敌人的地方。 按博古等人的办法肯定完不成任务，他赶紧发电报说明情况，先获准改成从南往北攻，试了试还是不行，干脆换了思路。 连城以南三十里的朋口，敌军只驻了一个团还缺个营，地势险要但人少，正好用围点打援的法子。 打了一天，消灭敌人一个营，把剩下的围住，区寿年果然带着主力来救，红军打垮一部分援军，剩下的往沙宁方向跑了，连城也跟着拿了下来。 彭德怀后来念叨：要是一、三军团能凑到一起，区寿年旅肯定全被消灭了。 可军事上的胜仗，没让彭德怀心里踏实，临时中央催着赶路，打下一个地方就立刻去下一个，像猴子摘包谷似的，在闽西占了八九个县，一个都没巩固住。 更让他着急的是群众的态度，召集大会没几个人来，细查之下才明白，问题出在土地政策上。 博古等人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少地主富农跑到白区，连有些富裕中农也因为政策受了牵连往外逃。 这些人在边区乱传话，赤白对立越来越严重，经济封锁也更紧了。 他把这些想法发电报给博古，没等来回信，也没见政策有改动，这时候他越想越觉得：还是毛主席之前在闽西搞的土地政策管用。 就在东方军打下洋口、延平，离闽侯不到二百里地的时候，十九路军那边有了动静。 十九路军本是抗日的英雄部队，“一·二八”事变时在上海跟日军硬拼过，可打完仗就被蒋介石调去福建“剿共”，明着是让他们打红军，实则是想借红军的手削弱他们。 蒋光鼐、蔡廷锴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心思，知道再这么下去早晚被收拾，就想找红军谈谈合作。 他们选的代表叫陈公培，不是普通人，是中共早期党员，虽然后来脱党了，但一直跟组织有联系，还跟周总理共过事。 陈公培乔装成农民，把密信藏在衣领里，绕了好多路才摸到东方军的驻地。 彭德怀赶紧发电报问中央，经周总理证实身份后，两边就在王台的一座八角楼里谈上了。 谈判桌上，彭德怀没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抗日做得对，但来闽西‘剿共’就错了，这就是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把戏。” 陈公培也敞亮：“我们早就想明白了，不反蒋根本没法抗日。”两句话就说到了一块儿，很快达成“反蒋抗日”的共识。 彭德怀把“八一宣言”里的合作条件讲了，陈公培也承诺十九路军会停火、放政治犯、取消经济封锁。 谈完正事，彭德怀让人备了顿好饭，菜是打土豪缴来的猪肉和鸡子，算是当时能拿出的最高规格。 可盛菜的家伙，是战士们平时洗脸洗脚都用的大搪瓷盆，边缘还带着没擦干净的水渍。 当晚陈公培留在军营，亲眼见着红军官兵吃穿都一样，没有半点特殊。 彭德怀把谈判情况和招待细节发电报给中央，等来的却是一顿批评，说他“对谈判不够重视，招待不周”。 这话把直性子的彭德怀惹火了，拍着桌子说：“脸盆怎么了？我们红军就是这样，洗脸洗脚用它，装菜盛饭也用它，这习惯好得很，我就喜欢这样！” 他后来说：这习惯直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慢慢改过来。 博古等人觉得用脸盆招待是失礼，其实是没搞懂革命年代的合作到底靠什么，他们看重的是装样子的排场，却忘了最关键的是彼此的诚意和共识。 彭德怀用脸盆盛菜，恰恰是最真诚的态度——红军没那么多虚头巴脑的讲究，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那脸盆里，装的不只是饭菜，更是红军官兵一致的规矩，是物资匮乏时物尽其用的简朴，更是反蒋抗日的真心。 彭德怀这股实在不是装的，他打抗美援朝的时候，住的是漏雨的木板棚，写字台是木头箱子垒的；建国后逛公园不让清场，坐公交就为听老百姓说话。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按规定能点三根灯芯办公，他偏只点一根，在微光下写革命纲领；穿的棉衣打满补丁，一张纸都要翻过来用。 老一辈革命家的苦，不是因为穷没办法，是主动选的。 他们知道，革命要靠大家拧成一股绳，带头人得先放下架子，跟群众、跟战士站在一起。 能成大事的队伍，心里装的是实在的信仰，不是表面的样子。 【评论区聊聊】你见过哪些不重形式重实在的人和事？来聊聊你的感受。 （信源：《毛泽东与彭德怀》六、雄狮怒吼 149——湖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