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汪伪政府粮食部部长顾宝衡，因为贪污腐败，贪了日军和伪军的军粮，从白米改成糙米，被前线日军投诉，而这样一来日本军部意识到有硕鼠存在，将顾宝衡查出来后，被日本军部指明要求追究责任而拘捕看管，并撤职查办，被判死刑，后改判10年。 194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无锡日本宪兵队的黑色轿车停在南京粮食部办公楼前，车灯光柱刺破薄雾，映出顾宝衡秘书慌乱收起账本的手指——那些泛黄纸页上，白米与糙米的价格记录像被揉皱的蛛网，早已乱作一团。 谁能想到，这个曾在江南水乡教过书、在银行柜台拨过算盘的文人，会把算盘打到军粮头上？ 顾宝衡的发迹，靠的不是学识，而是钻营——早年混迹金融圈练就的“滴水不漏”，到了汪伪粮食部，成了中饱私囊的利器。他从不直接动手，只在批文上轻轻划个圈，白米便成了糙米；在验收单上添个“损耗”，发霉的谷粒就能混进军粮。南京“米统会”的办公室里，茶水间的搪瓷杯总漂着一层油花，那是官员们分赃后留下的油腻——而城墙外，逃难的百姓正嚼着观音土。 华中派遣军的兵营里，日军士兵捧着发黑的糙米骂娘，有人吃出石子崩了牙，有人拉得站不直——这份掺沙带霉的“军粮”，最终化作一封加急投诉信，直抵南京日军军部。 宪兵队的调查像一把冷刀，先从常熟的粮商许瑞棠下手。这个总揣着账本的胖子，在宪兵队的刑具前没撑过三天，全招了——他不仅替顾宝衡倒卖查封粮，还在徐州火车站藏了几百包好米，想运北平卖高价，结果被巡逻队抓了现行。 许瑞棠的供词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了郑子文、后大椿一众“粮商”，他们账本上的流水，条条指向顾宝衡的私人账户——1310万法币，足够在上海滩买下半条南京路的铺面。 当宪兵队的人把乱套的账本拍在顾宝衡面前，问“损耗怎么全在你们这儿”时，他那套“运输损耗”的说辞突然卡了壳，额头的汗珠子比账本上的墨迹还浓。 “这事闹大了，谁都保不了。”顾宝衡对着窗外的法国梧桐喃喃自语，声音比秋风里的落叶还轻。部下想找汪伪高层求情，却发现往日称兄道弟的官员，此刻都绕着粮食部的大门走。 汪伪政府的“特别法庭”本想和稀泥，先判十年，再拖成无期。可日方顾问一看卷宗就拍了桌子，红笔在“十年”上画了个叉，骂道“这种蛀虫留着何用”？ 被告席上的顾宝衡，手指还在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他想起年轻时在江南教书，学生送的那支竹制毛笔；想起在银行当小职员，第一次拿到薪水时的激动——这些画面，如今都被账本上的数字盖了过去。 汪兆铭最终松了口，特批“免死减为无期”。消息传到牢房，顾宝衡只是扯了扯嘴角，没人知道他是在笑自己贪心，还是笑这乱世的荒唐。 没人告诉他，这无期徒刑只是开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监狱换了看守；新中国成立，看守所的铁门又为他开了一次。这个三朝“狱友”，在铁窗里从青丝熬成白发，1976年出狱时，连南京的街牌都认不全了。 1985年的某个清晨，南京老巷里多了个拄拐杖的老头，没人知道他就是当年搅动粮市的顾宝衡。他在早点摊前站了很久，看着蒸笼里的白米糕，浑浊的眼睛里，终于泛起一点水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