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那年，我开始算一道减法题：余生只剩24个春天

我今年56岁了，运气好的话还能活二十多年，运气不好的话，随时都可能会离开。因为我有好几个同学，闺蜜都提前走了，有几个才四十多岁就离开了。更让人扎心的是，就算我能活80岁，我也只剩二十多年了。 前阵子整理旧物，翻出和玲子她们的毕业照，照片上她扎着马尾辫，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去年同学聚会还说要一起去爬泰山，结果没过仨月，她老公就发消息说人没了，心梗，走得突然。 56岁这年，我开始算一道减法题。 不是房贷，不是存款，是日子。 运气好，能活满80岁，减法结果是24年；运气不好，就是未知数—就像我那几个提前交卷的同学，有的刚过45岁，朋友圈停在春天的花田里，再也没更新。 前阵子收拾阳台角落的旧纸箱，翻出个落灰的铁盒子。 打开时呛得我打了个喷嚏，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亮盒底压着的毕业照。 边角泛黄，塑料相框磨出毛边，照片上玲子站在第三排左数第二个，扎着高马尾，发梢还翘着几缕碎毛—那是当年流行的“不听话发型”，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左边那颗牙尖上还有个小小的豁口，是初中啃苹果硌的，她为此别扭了好久，说像只傻兔子。 我拿手擦了擦相框，指腹蹭过她的脸，照片上的油墨有点发黏。 去年深秋的同学聚会，她穿件驼色大衣，坐在我对面剥橘子，橘子汁溅到桌布上，她说“开春咱去爬泰山吧，就咱几个，不带老公孩子，从红门爬到玉皇顶，看日出时喊一嗓子，把这些年的烦心事都喊出去”，我们都笑她矫情，说她儿子都上大学了还学小姑娘说“烦心事”。 结果开春还没到，三月底的一个周三下午，我正蹲在厨房择菜，手机震了震，是玲子老公发来的消息，就一句话：“玲子走了，心梗，今天早上。”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三分钟，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响，我没关，直到蒸汽熏得眼睛疼。 后来同学说，她走得突然，早上还跟老公说“晚上包韭菜盒子”，刷着牙就倒了，没遭罪—有人说这是福气，可我总想起她剥橘子时，指甲缝里沾着的橘络，想起她笑起来虎牙上的豁口，想起她说“爬泰山喊一嗓子”时眼里的光，福气吗？我摸着照片边角，倒觉得像欠了她一场日出。 收拾完旧物，我把那张毕业照摆在了客厅的书架上，就在我常坐的沙发对面。 现在每天早上喝豆浆时，我都会看一眼照片上的玲子，看她翘着的发梢，露着的虎牙。 人这一辈子，到底是长还是短呢？ 短到一个约定还没来得及兑现，一个橘子还没剥完，就再也没机会说“改天”；长到一张泛黄的照片，能让你在56岁的某个清晨，突然明白“珍惜”不是句空话，是此刻能摸到的温度，能拨通的电话，能说出口的“我想你了”。 那天晚上，我翻出通讯录，给三个久未联系的老同学发了消息，没说别的，就问“周末有空吗，出来喝杯茶”。 有人秒回“好啊，老地方见”，有人隔了半小时回“刚哄完孙子，明早我去接你”。 现在看日历，不再是数“还有多少天过年”“还有多少天发工资”，是数“还有多少个周末能和她们喝茶”“还有多少个春天能一起去爬泰山”。 或许我们都怕“提前走”，可比起“走得突然”，更怕的是“该说的话没说，该见的人没见，该一起做的事，永远停在了‘再说吧’”。 书架上的照片还在那儿，玲子的虎牙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我想，等下次见到那几个老同学，我要跟她们说：“咱下周就去爬泰山吧，别等开春了，现在山上的叶子正红呢—反正我们都没那么多‘以后’了，可我们还有‘现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