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7年，杨成武请地主吃饭。饭后他提出让地主们捐款抗日，平时抠门的地主王蒲伸出五根手指说：“我捐5万大洋！” 那本被翻得起毛边的账簿上，有一笔被红笔狠狠划掉的记录特别扎眼：“腊月廿三，购新袄一件，不予批准，改批二十文补丁费。” 这是1937年的涞源县，这笔账的主人叫王莆，在当地，提起这个名字，没人竖大拇指，反倒是个个撇嘴，送他个外号叫“铁公鸡”。 那时候没人能想到，就是这只连二十文钱都要算计半天的“铁公鸡”，不久后会在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里占去那么沉甸甸的一页。 当时这“铁公鸡”面临的世道，乱得像锅煮沸的粥，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刚扩编成七千人的大部队，名号是响亮了，可家底儿却薄得让人发愁。 管后勤的炊事班长愁眉苦脸地报告，明早战士们的碗里，只能照得见人影，黑豆糊糊都搅不稠了，至于枪膛里，平均摊下来不到五发子弹，连那是阎锡山还是蒋介石的队伍都还没顾上给发足军饷。 杨成武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想在这个深秋把这七千多号人立住脚，不让身后的五台山、乃至整个晋察冀成了鬼子的后花园，还得靠涞源本地的士绅，于是，一张张请帖发了出去，地点定在了县衙旧堂屋。 那天进门的财主们，哪个不是穿绸裹缎，手里捂着精致的铜暖炉，进门前还得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生怕吃亏。 唯独那个王莆，戴顶破毡帽，那一身灰布棉袄上的补丁摞着补丁，袖口被油泥磨得锃亮，腰间那根老旱烟袋，烟嘴上的十字纹早就磨没了影，他缩在八仙桌的角落里，如果不仔细看，活像个进城走迷了路的老长工。 酒菜一端上来，满座的士绅脸都绿了，白菜炖豆腐，外加几片萝卜缨子，唯一的荤腥大概就是那是那碗只飘了几点油星的鸡蛋汤。 这哪是宴请全县富户，简直比苦行僧还素净，杨成武没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把一张涞源防区图往桌上一摊，话说得极重：“要是这道防线破了，在座各位的祠堂、地契，能经得住日本人的几轮炮火？” 没人接茬，这时候，缩在角落里的王莆把那根没了包浆的烟袋锅子往桌腿上磕了磕，慢悠悠地站了起来。 他也没看旁人，只是举起右手，那是只残缺的手，无名指和小指蜷缩着——那是早年间为了守住这点家业，被大狗生生咬断留下的残疾。 五根参差不齐的手指，就这么树皮似的在煤油灯下张开。 “五百大洋？”旁边有人试探着问了一句，语气里带着点嘲弄，毕竟谁不知道这位爷平时连新衣服都舍不得穿。 王莆没吭声，只是那只残手还是那么举着，甚至还得往高挺了挺。 “五千？”杨成武都有点不敢信，试探着报了个数字。 老汉摇摇头，那个动作幅度极小，却把全场的目光都吸了过去。他嗓音嘶哑，像是砂纸磨过桌面：“五万现洋，我王家全捐。” 一屋子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五万大洋放在1937年，那是能把这七千多人的独立师舒舒服服养上一个月的巨款，能换来成箱的机枪和几万发压进膛的子弹。 王莆也没管众人那见了鬼似的表情，从那层层叠叠的破袄里掏出了那个油纸包，那一叠不仅有从张家口钱庄调得出来的银票，甚至还压着张家口城外三百亩水浇地的地契。 旁边刚才还在挤兑他的人，脸皮开始发烫，这个把算盘珠子都算细了的土财主，其实比谁都会算大账。 他在那一刻甚至还没忘了“传授生意经”，对着满屋子惊掉下巴的人说：“我那点家底，是三代人倒腾皮货从牙缝里攒出来的，但我算过，这些钱要是不拿出来打鬼子，等那帮畜生进了城，就不止是抢钱了，连我也得当亡国奴。这买卖，亏不起。” 第二天晌午，王家那几辆并不起眼的骡车就晃晃悠悠进了独立师的驻地，除了红漆木箱里的银元，更让人眼热的是那几十车粮食，细心的后勤参谋在搬运时发现，每个装细粮的袋子底下都压着一张纸条，上面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着：“给伤员的细粮，莫要克扣。” 从那一刻起，没人再敢拿“铁公鸡”这个词笑话他，后来杨成武才知道，为了凑齐这笔不仅是买命更是买国运的巨款，王莆把自家的老底都快掏空了，前后总共捐了十万大洋，甚至最后连自家的祖坟里埋的那两箱银元都挖了出来。 在那场惨烈的开春反扫荡里，王莆给战士们换来的新式步枪和填饱肚皮的白面馒头，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子弹。 很多年后，在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那位身穿破棉袄、举着残缺手掌的老人，形象甚至比他在战场上见过的任何千军万马都要清晰。 如今王莆老人的坟头，长着一棵碗口粗的柏树，那树皮上深深的纹路和向天伸展的枝丫，就像极了他当年那只伸出的、略带残疾却倔强无比的手掌。 参考：人民网被毛泽东称为“军中赵子龙”的杨成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