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中将文强被俘，刚进战俘营，就有军官凑来低语：“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他为何要换身份？ 那年寒冬，河南永城附近的战俘营。 一名国军少将躬身跪地。他解开自己的绑腿，双手捧着，给身边的年轻军官缠裹脚踝。 这名年轻军官自称“李明”，职务是上尉书记官。 开饭时，更奇怪的场景出现。多名被俘军官围着“李明”，争相端碗递筷。有人悄悄从怀里摸出牛肉干，塞到他手里。见面时，有人下意识立正，恭敬喊“参座”。 解放军干部看在眼里，满心疑惑。一个普通上尉，凭什么让少将顺从？这背后，一定有秘密。 “李明”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中将副参谋长文强。 文强的人生，满是转折。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林彪是同班同学，还曾当林彪的班长。 经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转投军统。 凭借能力，文强在军统一路晋升。1945年，38岁的他被授中将军衔，是当时国军最年轻的中将之一。1946年，他任军统东北办事处主任兼督察处处长，手握东北肃奸大权。 1948年9月，杜聿明亲笔写信，点名调文强到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淮海战役将打响，文强明知凶险，仍赴前线。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杜聿明指挥的三个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地区。 1949年1月10日，战役收官夜。杜聿明下达总突围命令，文强紧随指挥部行动。 炮火中，战场混乱。文强与杜聿明失散，独自突围。他知道自己是军统骨干、中将高官，暴露身份后果严重。 出发前，他已换上普通士兵服装。一路躲藏，最后躲进小河岸边的石洞，还是被解放军战士俘获。 被俘初期，文强刻意放低姿态。他模仿普通士兵言行，尽量不引人注目。但长期身居高位的沉稳气质，和普通士兵不一样。 文强暗自焦灼，担心身份暴露。这时，一名穿臃肿棉服的卫士趁看守转身，快步走到他身边。 卫士嘴唇几乎贴他耳朵，压低声音急促说：“前面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这个身份是卫士和参谋们反复琢磨出的。上尉书记官是文职低职，既符合文强的参谋工作经历，又不会因职位太低引人怀疑，是稳妥的自保办法。 文强微微点头，把“李明”记住，打算用这个身份蒙混过关。 他没料到，毁掉伪装的，是国民党深入骨髓的等级制度。 战俘营里，军装不再光鲜，军衔标识也被抹去。但长期形成的尊卑观念，早已根深蒂固。 那名被俘的少将见文强衣衫单薄，主动解下绑腿给他保暖。吃饭时，昔日下属改不了旧习惯，争相伺候“参座”。有人擦肩而过时，还会条件反射般立正敬礼。 这些反常举动，让解放军干部更确定“李明”身份不一般。“一个上尉，怎么能让少将恭敬？”干部们暗中议论，决定查明真相。 解放军干部没有贸然审讯，而是悄悄展开调查。他们找被俘的国军随从谈话，很快得到关键线索。 几天后，一份泛黄的旧报纸送到文强面前。报纸上有张照片，是1946年文强任军统东北督察处处长时的留影。 干部指着照片，平静问：“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 文强低头盯着照片，脸色瞬间苍白。他手指不自觉攥紧衣角，很久没说话。 “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干部接着说，“你的随从和卫士都已被俘，有人已检举揭发你的身份，没必要再隐瞒了。” 这番话彻底击溃文强的心理防线。他长叹一声，抬头承认：“我就是文强，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中将副参谋长文强！” 文强的坦白，像推倒多米诺骨牌。 干部让他在300多名俘虏面前公开身份。消息传开，那些伪装成士兵、低级军官的国军高官，瞬间没了底气。 一名伪装成普通士兵的少将率先站出来，承认身份。紧接着，十几个校级以上军官纷纷坦白。战俘营的身份甄别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之后，文强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这里关押着数百名国民党高级战犯。 文强性格执拗，始终不愿配合改造。其他战犯写悔过书，他却坚决不写。 他对管理人员直言：“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有关系，我却成了国民党，要写悔过书也该他们写。” 这种态度，让他的改造之路格外漫长。1959年起，新中国先后六次特赦战犯，杜聿明、王耀武等人陆续获释，文强始终没在名单上。 直到1975年3月19日，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无条件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文强作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终于重获自由，此时他已入狱26年。 特赦后，有人劝他去美国或台湾，他的儿子和弟弟分别在两地。但文强拒绝：“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就留在大陆。” 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职委员。1983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参与两岸和平统一工作。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高龄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