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陈永贵留下的遗言。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

剖析陈永贵留下的遗言。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这段遗言，他说的正是自己，陈永贵从一个农民到一国总理，是时代背景的缩影还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呢？ 更早的时候，他在大寨那块土里刨食，衣裳洗不干净，脚上是一辈子也褪不掉的泥印。 解放前穷得要命，解放后觉得天真翻了个面，就死心塌地认准一句话：跟毛主席走。 乡里人笑他轴，可越轴越能干事。五二年合作化刚吹风，他带一群人先把社办了，头一年就吃上了稳粮。年底，全村都进了初级社。五六年上高级社，梯田一块块修出来，粮食不但够吃，还能往外送。 五八年大办公社，大寨成了生产大队，他还是那身土布衣，白天在山坡上张罗，夜里在社员炕边劝解纷争。说话不圆，事却办得周全。 县里地委去看，都觉得这个支书能把人拢住。省里还没完全反应过来，他在晋中已经成了“能人”。 六三年那场洪水，把大寨的骨头都摔散了。 梯田毁了七成，房子倒了一片。 社员站在泥水里直挠头：“这咋过？”陈永贵反倒挺住了，说：“人都在，就没输。地冲了再修， 房子没了再盖。”等省委、地委批了救济，大寨党支部合计一句：不要。还立下“三不要 三不少”。外头干部听了都摇头，说这是吹。 可大寨不吵，只干。 春天抢修梯田，夏天重盖房，秋天抢种。年底算账，亩产七百来斤，总产二十多万斤，还交国家十二万。灾年能干成这样，谁再不服，那是真没话说。 省里连夜派人复查，确认成绩扎实，经验也真。 山西全省随即发文推广，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写了《大寨之路》，大寨一下成了全国“方向”。 就是在那一年春天，列车停在邯郸，毛主席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五反”，顺嘴提到大寨，说那里的干部不脱产，工分不乱拿，风气正。毛主席追问字怎么写，识不识字。听说这人白天干重活，晚上抱词典啃《毛泽东选集》，讲话全是地头例子，连赵树理听了都点头，毛主席像记住了什么。 到年底生日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办的那顿饭，他亲自把陈永贵叫来，让他坐在身边，直夸他“有知识、有辩证法，比念书多的还精明”。 那天陈永贵裹着白头巾，傻笑半天没说话。 从那以后，他像被一阵风托着往高处走。一九六七年昔阳县夺权，他成了一把手；晋中地区成立革委会，他在其中；山西省革委会成立，毛主席点名让他进班子；再后来，九大进中央委员，十大进政治局，一九七五年成了副总理。 在那张名单上，他排第七，前头后头站着的，都是共和国最重量级的人。 可他自己活得跟上山下乡一样，家还在大寨，工分按中等劳动力记。 来北京开会，住中央招待所，中央每月给一百块伙食钱。他的农民衣裳洗洗又穿，出门从不坐小汽车。 有人问他：“你咋不享享福？”他就笑，说：“习惯了。” 学大寨会议开始往全国铺的时候，麻烦也随之而来。 他一年里办了三次现场会，从县里到省里再到全国。讲经验时，他把“抓阶级斗争”摆得太前，把“靠双手干活”说得太后。 大寨原本那些土里土气的办法，被套进一整套红口白牙的说法里。 那个年月，风大得很，他也难免被吹着走远，后来各地跟着机械套用，伤的不少是粮和地。 陈永贵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表态，拥护华国锋，可越到后头，他越怕别人把他往那伙人里挤。 他知道自己轴，也知道自己有过火的时候，可他认的那条线始终没变：学毛主席，不学别的人。他甚至提出过让农村从生产队直接合成大队所有制，想圆毛主席那个“集体化再迈一步”的心愿，只是那时的中国已经换了气口，没再照着走。 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把很多盖着的事掀开了。 山西省委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既肯定大寨是先进典型，又点出在大寨和昔阳县推左偏路，主要由陈永贵负责。中央转发时加了几句缓和的：全国大多数学大寨的地方有贡献，问题不能全算在个人头上，主要责任在当时党中央。也算是给他留了情面。 不久，他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待遇按原级别保留，住在部长楼。 一九八三年起，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又回了庄稼堆里。 他照例蹲地头，看土壤、看墒情，说话还是慢慢的，像在和土地讲悄悄话。 到了病重那年，他心里最结的扣，就是那个身份。 有人说他和“四”是一伙的，他急得不行，亲自找到邓小平、李先念辩解。 邓小平说：“你不是那伙人。”李先念说：“大寨干基本建设是对的，自力更生的劲儿也好。”这几句话像给他压住了心口的石头。 等到三月病情加重，他把这些翻出来一遍，又沉下去。 三月二十六日，他闭了眼，中央为他办了追悼会。 回头看这一路，一个农民能走到国家权力的心脏，说不是时代托举，那是假话；说不是他那股轴劲顶出来的，也不算公道。时代把他举得高，他也用自己的土腥味，把国家想依靠的“农民样子”演得足够真。等风停了，他仍是那个裹白头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