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铁匠朱其升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头像，他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于是偷偷将妻子拉到一旁对她说：“其实毛主席是我结拜兄弟。”妻子大惊：“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湖北乡下，家家户户就都贴上了崭新的毛主席画像，大冶县的铁匠“朱其升”，盯着自家墙上那幅画挪不开眼。 这眉眼这神态，越看越像刻在脑子里的熟人，他猛地拽过正在纳鞋底的妻子，压着嗓子说：“孩他娘，这毛主席，是我当年拜把子的兄弟！” 妻子手里的针线“啪嗒”掉在布上，眼睛瞪得溜圆：“你怕是打铁打昏了头？别瞎咧咧，这可是国家领袖，传出去要惹大祸！” 朱其升急得直跺脚，可这话搁在那个年代，谁听了都当是穷汉子做梦，没人信一个乡下铁匠能和毛主席扯上关系，只有他自己清楚。 那段往事得回到1911年的长沙，当时20岁的朱其升早已不是毛头小子，在新军营里凭着一把子力气和打铁的巧劲，混到了上士的差事。 一天营门口闹哄哄的，一个穿学生装的青年正和招兵官理论，说啥也要参军，可没熟人担保，官爷就是不松口，那青年急得脸都红了。 朱其升凑过去一听，这叫“毛润之”的小伙子，是为了革命投笔从戎，当即拍着胸脯应下：“我来担保！ 就这样，18岁的毛泽东成了朱其升班里的列兵，两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一个懂拳脚一个有见识，很快就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 军营的冬天格外冷，毛泽东带着书生气，总把被子踢开，朱其升就夜夜起来给他掖被角，还把新发的棉衣塞给这个小兄弟。 部队改善伙食分到红烧肉，他偷偷往毛泽东碗里拨，训练时手把手教瞄准，连毛泽东卡壳的枪，他三两下就能修好，惹得小兄弟直夸。 毛泽东也把他当亲哥，知道朱其升没读过书，就每天教他认字记账，晚上围着火堆讲《三国》，听得朱其升眼睛都亮了。 三个月饷银省下来订报纸，看完就给大伙分析天下大势，说要推翻旧社会让百姓过好日子，朱其升打心眼里佩服这个“秀才兄弟”。 没几天，班长彭友胜提议，三人凑钱买了碗白酒，三双手紧紧叠在一起，按年纪排了座次，彭大哥朱二哥，毛泽东就是最小的三弟。 可这份兄弟情没热乎多久，南北议和的命令就来了，新军要解散，三人凑钱吃了顿散伙饭，彭友胜塞给毛泽东两块钱当路费。 毛泽东回学校继续读书，朱其升扛着简单的行李回了湖北老家，重操旧业抡起铁锤，而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杳无音讯。 这些年里，朱其升守着铁匠铺，日子过得紧巴巴，只是偶尔打铁累了，会想起那个爱说爱笑的“润之老弟”，也不知道他后来咋样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画像贴满了村，朱其升盯着画像下巴那颗痣，当年一起扛枪的画面全涌了上来，这才急着跟妻子说实情。 在村里教书先生的鼓励下，他凭着当年毛泽东教的那点文化，歪歪扭扭写了封信，把当年担保参军、结拜的事细细说了，托人寄去北京。 信寄出去后，朱其升天天盼回信，又怕自己记错了闹笑话，没想到1952年秋，一封印着“中央军委”的信封，真的送到了铁匠铺。 他哆嗦着拆开，里面的字迹苍劲有力：“其升兄，来信收到，甚慰，记忆犹新，期盼来京一叙”，落款是“毛泽东”，随信还有两百元钱。 朱其升抱着信纸哭了，嘴里反复念：“三弟没忘我，他真的没忘我！”消息传遍全村，这下再也没人笑他吹牛，都围着他听往事。 当年冬天，朱其升带着儿子坐火车去了北京，中南海门口，一个熟悉的身影快步走来，张开双臂喊：“其升兄，你可算来了！” 朱其升攥着对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几十年的牵挂和思念，都化在了一句哽咽的“三弟，我来迟了”里，场面让人动容。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主席再忙也会陪他吃饭，聊起当年军营的趣事，还问起家乡的收成，临走时又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带动乡亲致富。 回到湖北后，朱其升用这笔钱办起了农具厂，把十几位手艺人聚到一起，打出来的锄头镰刀结实耐用，生意红火得很。 直到1956年朱其升病重，弥留之际，他把那封亲笔信交给儿子：“替爹收好，这是我这辈子最金贵的东西，是你毛伯伯的情分。” 有人说他们没正经的结拜仪式，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起扛过枪、相互暖过心的情谊，比任何仪式都更重千斤。 即便地位变了，岁月老了，可那份朴素的兄弟情从没褪色，这或许就是最动人的地方——真正的情谊，从不会被身份和时间阻隔。 如今我们总说人情淡薄，可看看朱其升和毛主席的故事就知道，真诚的付出从来不会被遗忘，这才是情谊最本真的样子。 【信源】原文登载于新湖南2021年9月9日 关于“党史钩沉丨毛泽东在辛亥革命中 - 长沙 - 新湖南”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