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日内瓦。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国家，派出了一个“贵气逼人”的代表团。全世界都在看。看这个刚刚从战火里爬出来的红色中国，到底是什么模样。是土气？是怯懦？还是会像个刚进城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 法国代表团起初并不怎么搭理中国代表团，坐在会议厅一侧的周恩来，神色沉着。就在几个月前，朝鲜战场刚停火，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局势已接近崩盘。 周恩来一言不发，却早已派人联系越南方面，准备私下会晤法国代表。那几天，他悄悄安排了柳州之行，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见面，说服越南方面在谈判中适当让步，不为别的，只为局势稳定，避免再打下去。 会议厅里一度陷入僵局，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态度强硬，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面露难色，美国代表杜勒斯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周恩来却找准时机，提出印支三国应当分别处理，不应一刀切。这话说出口，连英方代表也频频点头。 这场会议不仅关乎越南，也关乎中国在亚洲的话语权。 时间往前推一年，1953年，中国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不过四年，却敢面对联合国军，在三八线血战三年。 战争一停，中国赢得的不是土地，而是谈判桌前的资格。朝鲜战争结束几个月后，周恩来就被确定为日内瓦会议的主谈判代表，他知道，这一次，中国必须站得住脚。 在会议休息期间，周恩来还见了英国代表朱利安·阿姆里，谈的不是印度支那，而是中国和英国互设代办处的事宜。 他没有拿腔拿调，也没有提过多要求，只是用非常冷静的语气说：中国是主权国家，英国如果还想在香港有所作为，就该接受现实。两人会后不到三个月，中英互设代办处协议签署。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和西方大国实质恢复准外交关系，没有一枪一弹，全靠谈出来的。 事情还没有结束。 1955年，印尼万隆，一场没有美苏参与的大会正在准备。亚洲和非洲国家头一回自己开会，讨论自己的未来。 不少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尤其是伊拉克代表团，开幕前放出话说“不会和中国有太多接触”。周恩来听后只是笑了笑。 到了大会期间，他主动与对方寒暄，态度不卑不亢。 会议中段，他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许多代表听后表示认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专门跑来握手，说“这五个字说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正是在那场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一项双边协议，走向亚非共识。有人说那是中国外交的成人礼，也有人说，是周恩来真正走入世界核心的开始。 但周恩来从不表态，他只是把所有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从座次安排，到文件翻译，事无巨细。 正因为那一年代表团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后面的中英协议、万隆会议才能顺势而行。不是因为运气，而是中国真的准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