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7岁的徐悲鸿很不情愿地迎娶了16岁的村姑。一年后儿子出生了，他也带着恨意给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后而生”。 1912年，那会儿是大清刚亡、民国初建的年头。外面的世界早就翻了天，剪辫子、穿西装、谈自由恋爱，新风气吹得呼呼作响。但在江苏宜兴的乡下，老规矩还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人心口上。 徐悲鸿那时候才17岁，正是心气儿最高的时候。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上海的花花世界，是西洋画的神奇光影，是想去外头闯一闯的雄心壮志。可他爹徐达章是个老派人，身子骨又不好，临了临了，就想看着儿子成家立业，抱上孙子。 这是个死局。一边是孝道大于天，一边是自由价更高。 结果咱们都猜得到，胳膊拧不过大腿。父亲徐达章做主，给儿子定了一门亲。女方是邻村一位姓徐的姑娘，地地道道的村姑，大字不识几个，裹着小脚，除了贤惠听话，跟徐悲鸿的精神世界那是八竿子打不着。 徐悲鸿能乐意吗？他是一百个不乐意！他甚至想过逃婚，想过一走了之。但看着病榻上老父亲那期盼的眼神，他心软了，也妥协了。 这妥协里，埋着后来炸雷的引线。 婚礼办得挺热闹，红彤彤的花轿，吹吹打打的唢呐。可在徐悲鸿眼里，这一抹红不是喜庆，是吃人的封锁线。他觉得自己这个人，连同他的梦想，都被这就封建礼教给“绑票”了。 新婚之夜，没有才子佳人的旖旎，只有两个世界的冰冷碰撞。那位只有16岁的徐家姑娘，战战兢兢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她哪里知道，自己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丈夫眼里“封建糟粕”的代名词。 徐悲鸿对这桩婚姻的反抗方式非常极端。他没法对着老父亲发火，就把所有的冷漠、厌恶，都宣泄在了这个无辜的女人身上。他离家出走去上海学画，不久又被抓回来，这种拉锯战把两个人的耐心都磨没了。 第二年，孩子出生了。 按理说，添丁进口，初为人父，怎么着心也该软了吧？并没有。当那个哇哇大哭的男婴被抱到徐悲鸿面前时，他看着那张粉嫩的小脸，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深深的绝望和耻辱。 他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他“投降”的证据，是他人生遭遇“劫难”的产物。于是，他大笔一挥，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劫生。 这哪里是给亲儿子的名字，这分明是给仇人的诅咒！ 徐悲鸿这一手，确实太狠了。 很多后来给徐悲鸿写传记的人，都喜欢说他这是“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这话没错，确实是反抗。但冤有头债有主，把对制度的恨，报复在一个手无寸铁的农村妇女和刚出生的婴儿身上，说实话，这事儿做得不地道，甚至可以说有些冷酷无情。 这孩子“劫生”的命运，似乎真被这名字给咒着了。 徐悲鸿给孩子取完名，没多久就又跑去了上海，彻底把家扔在了脑后。家里全靠这位“村姑”操持，伺候公婆，拉扯孩子。那时候徐家也不富裕，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或许是郁结于心，或许是操劳过度，没过几年，这位徐氏夫人在家里病逝了。她这一辈子，除了那个让她受尽冷眼的婚礼，几乎没尝过什么甜头。 更让人唏嘘的是，那个叫“劫生”的孩子，在7岁那年，也因为天花夭折了。 这一家三口的第一段故事，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妻死子亡，徐悲鸿在得知消息后，是什么反应呢？ 资料记载，他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悲痛，反而有一种解脱感。他觉得，那个把他死死钉在旧式家庭里的枷锁，终于断了。 这时候咱们得插一句，很多人之所以把徐悲鸿的原配搞混，是因为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蒋碧微。 蒋碧微和原配完全是两码事。蒋碧微原名蒋棠珍，那是宜兴大户人家的千金，识文断字，长得漂亮，还是徐悲鸿去别人家做客时认识的。那时候徐悲鸿虽然有家室，但两人还是看对了眼。后来徐悲鸿带着蒋碧微私奔去了日本，这才是那段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 正因为有了后面蒋碧微的对比，咱们才更能看清徐悲鸿对原配的恨意从何而来。 在徐悲鸿看来，原配代表着愚昧、落后、束缚，是他想要打碎的旧世界；而蒋碧微代表着现代、美貌、理解，是他向往的新生活。为了追求所谓的“光”，他毫不犹豫地把原配母子甩进了黑暗里。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段往事，心情其实挺复杂的。 站在艺术史的角度，徐悲鸿如果不挣脱那个家庭，不去上海，不留洋，大概率也就是宜兴乡下的一个教书匠，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就会少了一座丰碑。他的狠心，成就了他的艺术。 但站在人性的角度，那位16岁的村姑，她又做错了什么呢？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却又成了反抗者的牺牲品。她的一生，甚至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只有一个“徐悲鸿原配”的冷冰冰的标签，和一个被丈夫诅咒为“劫生”的儿子。 大人物的传记里，往往写满了奋斗、抗争和辉煌，但在这些金光闪闪的字缝里，经常夹杂着小人物的血泪。 徐悲鸿后来给这个夭折的儿子画过一幅画，题跋里流露出了一丝丝的悔意，承认自己当时年轻气盛，对孩子太不公平。但人死不能复生，这份迟来的歉意，对于那个在冷漠中度过短暂童年的孩子来说，太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