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被誉为“山西第一美女”的侯冬娥，被日军拖进了炮楼。那一夜，50多个鬼子像野兽一样扑向她。当她九死一生回到村里时，迎接她的不是同情，而是乡亲们的唾沫星子：“看，那个从炮楼里出来的脏婆娘！”然而，她只回了一句话，全村人当场就哑口无言了…… 侯冬娥出生在山西盂县西烟镇双表村，那是个穷山沟里的小地方，家里没啥钱，父亲早早没了，母亲一个人拉扯她长大。她从小就帮着干农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她长得特别标致，皮肤白，五官齐整，身材匀称，附近村子的人都爱议论她，说她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美人。十五岁那年，家里给说媒，嫁给了高庄村的李双喜，这男人老实本分，两人过日子还算和睦。她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五岁，一个女儿刚满月，家里虽穷，但她勤快，村里人挺认可她。 抗日战争打响后，侯冬娥没闲着，她当上了村妇救会的主任，这工作就是组织妇女们学文化、纺纱织布啥的，支持前方打鬼子。她带着大伙在窑洞里聚会，教认字，纺线，还把做好的布料捎给部队。村里人觉得她有担当，敬重她几分。那时候，日军已经在山西占了不少地盘，建据点，村子附近总有巡逻的士兵，气氛紧张得要命。她丈夫李双喜后来参军抗日去了，留下她一个人带孩子，日子更苦了，但她咬牙坚持着。 侯冬娥的遭遇发生在1942年秋天，那时候日军在盂县高庄村建了炮楼，经常抓人。伪保长郭孟娃这家伙，为了护自家闺女，把她的名字报了上去。日军晚上开车进村，士兵拿着刺刀到处搜，抓了好几个年轻妇女。她看到这情况，就站出来了，替别人顶上。结果被绑上车，拖进了炮楼。那一晚，日军小队长伊藤先动手，然后叫来五十多个士兵轮流施暴。她被关在窑洞里，遭受了整夜的折磨，身体严重受伤。 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日军把她当成慰安妇，每天都让她忍受多次凌辱。最狠的一天，有三十多个士兵上前。她想过自杀，藏了块碎瓷片，但日军发现后威胁说，她死的话就去村里抓更多女人。她只好忍着活下去。日军在山西的暴行不是个例，他们在各地建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服役，这属于系统性的战争犯罪。侯冬娥的经历反映了当时无数受害者的苦难，日本军队的纪律败坏，士兵肆无忌惮。 三个多月后，日军把侯冬娥扔回村口，她勉强回家，发现小女儿因为没人喂奶饿死了。这打击太大，她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回村后，乡亲们不怜悯她，反而避开她，背后叫她炮楼婆啥的。孩子们学大人扔石头，她去打水别人就走开。有一次她在井边忍不住，对着村民说那天日军要抓的是你们家的人，我替了。她这话让大家一时没话说，但歧视没停。她独自过日子，靠缝补衣服和捡破烂维持。 侯冬娥的丈夫李双喜抗日回来后，知道了这事，没打骂她，但第二天带走儿子，从此没影了。家散了，她一个人在破窑洞住着，日子孤苦伶仃。后来她收养了个远房侄子，省吃俭用供他念书，想老了有人靠。但侄子长大后，受不了外人闲话，也走了。她就这样守着伤痛，慢慢变老。战争留下的创伤不光是身体的，还有社会的排斥，让受害者二次受伤。这在慰安妇历史上很常见，很多女人一生都抬不起头。 1991年，张双兵这人开始调查日军在山西的性暴力罪行，他多次去找侯冬娥，想让她讲出真相。她起初不肯说，几十年的沉默让她习惯了。但后来她决定站出来，公开自己的遭遇。1992年，她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用真名控诉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这步走得不容易，那时候社会对这事还挺忌讳，但她想为历史讨个说法。张双兵帮她和其他受害者写控诉书，递到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道歉和赔偿。 从那以后，侯冬娥的人生进入新阶段，她在日本律师团的帮助下，和其他老人一起去日本打官司。她一共去了五次，每次都得坐飞机，拄拐杖上法庭台阶，用带着山西口音的普通话讲当年的事。她的身体早就不行了，多病缠身，但她坚持着。东京地方法院审理这些案子，日本政府一直拖着不认账。侯冬娥的控诉让更多人知道日军在山西的暴行，比如在盂县建的慰安所，强迫当地妇女服役。这事牵扯到战争责任，日本的一些右翼势力还否认历史。 侯冬娥的案子不是孤立的，中国有上千名慰安妇受害者，分布在各地，山西就有不少。日军在华北的据点多，慰安妇制度是他们维持军纪的手段，但本质是性奴役。侯冬娥公开后，引发了国际关注，有日本导演拍了纪录片，采访她，记录她的故事。片子里她讲得平静，但背后的痛谁都懂。还有日本访客来山西寻证，参观她住过的窑洞，想让日本人了解侵略真相。这帮了忙，让历史不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