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亲孙，帮安禄山造反，唐朝没治罪，还封他为王。 先说说这主角薛嵩的家世，那可是根正苗红的将门之后。爷爷是薛仁贵，就是“白袍小将”“三箭定天山”的狠角色，唐高宗时期的平阳郡公，一辈子为大唐打江山流的血能染红战袍。他爹薛楚玉更厉害，曾任范阳、平卢节度使，手握重兵镇守边疆，妥妥的大唐高级将领。按说薛家世代忠良，薛嵩就算混吃等死也能凭门荫当个体面官，怎么就走上造反路了？ 这事儿得怪大唐朝廷自己作死。薛嵩他爹薛楚玉当年搞军事改革，动了保守派的蛋糕，再加上朝廷忌惮边疆将领权力太大，随便找了个“渎职”的由头就把他罢官了。更讽刺的是，薛楚玉的范阳节度使位置，居然给了安禄山——没错，就是后来掀翻大唐半壁江山的那个胡人。这波操作把薛家坑惨了，朝廷里到处是排挤薛家的声音，薛嵩空有一身力气和骑射本事，却只能当个闲差，心里能不窝火？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造反，安史之乱一触即发。这时候的薛嵩正憋着一肚子气，看着薛家被朝廷欺负，仇人安禄山反倒大权在握，再想想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处境，脑子一热就投了叛军。要说薛嵩真是遗传了薛仁贵的打仗基因，在叛军里那叫一个猛，靠着战功一路升到相州刺史，成了安禄山手下的得力干将。估计这时候的薛嵩也没想太多，就是想借着叛军出一口恶气，顺便搏个前程。 可叛军再猛也架不住大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加上安禄山、史思明父子互相残杀，叛军没多久就开始走下坡路。广德元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叛军群龙无首，薛嵩守着相州成了惊弓之鸟。这时候唐军大将仆固怀恩打了过来，薛嵩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光着膀子跑到仆固怀恩马前投降，连相州、卫州、洺州、邢州四州地盘都双手奉上。 接下来的剧情就出乎所有人意料了：唐朝居然接受了他的投降，还让他接着当刺史，后来干脆封了相卫洺邢节度使，把四州军政大权全交给他了。这操作让当时的人都看傻了——跟着安禄山造反可是灭族的大罪，怎么到薛嵩这儿还升官了？ 其实不是唐朝心大，是真的没办法。安史之乱打了八年，大唐早就被折腾得底朝天了：洛阳、长安两度被攻破，中原地区“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人口从五千多万降到一千多万，国库比脸还干净。更要命的是，平叛全靠回纥兵帮忙，朝廷自己的禁军被宦官把持，根本没力气再去收拾河北的叛军残余。要是把薛嵩这些降将逼急了，他们再联合起来反一次，大唐说不定直接就没了。 所以代宗皇帝干脆下了道诏书：“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意思是只要投降，以前跟着叛军干的事儿全当没发生过。不止薛嵩，田承嗣、李宝臣这些叛军骨干也都被封了节度使，把河北地区直接分给他们管。说白了，这就是唐朝的“缓兵之计”，先花钱买平安，至于后患，只能以后再说。 不过薛嵩也确实给唐朝长脸了。投降之后的他像换了个人，以前的怨气全化成了干活的动力。当时他管的四州刚经历战乱，到处是废墟，老百姓饭都吃不上。薛嵩一边安抚百姓，一边整顿军队，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没几年就把辖区治理得有声有色，当地百姓提起他都竖大拇指。更有意思的是，这哥们儿喜欢踢蹴鞠，有个隐士劝他“踢球太危险，不如干点正经事”，他居然真听进去了，还把隐士的画像挂在座位旁边当提醒，这觉悟比不少朝廷官员都高。 朝廷一看薛嵩这么给力，更是不断加官进爵。大历初年直接封他为高平郡王，实封二百户，后来又升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官爵比他爷爷薛仁贵、爹薛楚玉都高得多。要知道郡王可是王爷级别的爵位，唐朝能给叛将封王，这待遇也是没谁了。 有人可能会问，就不怕薛嵩再反？还真不怕。一来薛嵩是真心感念朝廷的恩义，毕竟是朝廷给了他洗刷“叛贼”身份的机会；二来他的地盘夹在其他藩镇之间，真反了也没好果子吃。更重要的是，薛嵩的儿子薛平后来成了大唐名将，官至司徒、魏国公，孙子薛从也是封疆大吏，薛家又重新成了大唐的栋梁之才，这波“投资”算是值了。 不过话说回来，唐朝的安抚政策虽然稳住了局面，却也埋下了藩镇割据的祸根。田承嗣、李宝臣那些人后来果然反了，搞起了“父死子继”的独立王国，把朝廷当摆设，大唐从此再也回不到盛世了。但单说薛嵩这事儿，唐朝确实走对了一步——要是当时杀了薛嵩，不仅会逼反其他降将，还会失去一个能臣，说不定大唐灭亡得更早。 大历七年，薛嵩病死在任上，朝廷追赠他为太保，还给他修了气派的陵墓，现在这墓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神道碑上全是夸他的话。从叛贼到郡王，从薛家弃子到大唐功臣，薛嵩的一生堪称传奇。这事儿也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有时候“放过别人”其实也是“放过自己”，大唐的妥协虽然无奈，却意外成就了一段忠良之后的逆袭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