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全，年芳25岁，时任国民党杭州军统便衣队队长。日军攻杭州前，她留守沦陷区执行任务。不幸在留下镇被捕。日军严刑拷打，她始终未泄露情报或出卖战友。最终被日军处决，留下了这张遗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魏文全当时年仅15岁。那一年，她第一次跟父亲一同站在绍兴东街的集会上，看着街头的“国耻图”展览板，听着演讲者用沙哑的嗓子喊出“勿忘国耻”。 魏文全没有吭声，只是把展板前的文字默背了一遍。 当时的她，谁也没多注意。 一年后，魏文全目睹了自家绸缎庄被炸毁，父亲中弹倒地。那一刻，她明白了一个事实：战火不是别人的事。绍兴虽远，也逃不掉。 后来，她常跟人说，父亲死时没闭眼，手还拉着她的衣角，那力气她一辈子忘不了。 19岁那年，魏文全瞒着家人报考军统情报人员训练班。李象九后来在重庆的回忆中提到，魏文全每次夜训后还在练密码破译，膝盖常常渗血，不包扎也不叫苦。 1936年底，魏文全调任军统杭州站，担任便衣队行动组组长，负责情报收集和敌后交通线联络。当时，日军在江南地区的布防日益严密，杭州作为交通枢纽，尤为关键。 军统总部明确指示加强杭州站力量，魏文全因此被提拔为便衣队队长，虽是临时职务，但权限极高。 1937年11月初，南京失守在即，杭州沦陷时间也迫在眉睫。军统要求所有人员迅速撤离至后方，仅留下数名便衣人员进行情报采集与破坏任务。 魏文全主动请缨留下，杭州站站长郑雄林曾劝阻，但魏文全坚持留下。 魏文全化名“魏小娘”，以货郎女身份，在杭州城区活动。当时日军进驻杭州后，对市区实行高强度巡查。 魏文全利用夜晚，在贴近江干区的几个据点附近，勘测敌军物资运输线路，并绘制简图，通过地道网络转交至富阳游击区。 1938年1月13日清晨，魏文全在留下镇执行交接任务时被捕。事发前一晚，她原计划提前一天交图，但由于联络员张玉林失约，任务延后。 第二日晨五时，魏文全按原计划在镇南巷尾出现，被三名日军宪兵与一名便衣堵截。 根据日本宪兵队留下的审讯笔录，魏文全在被捕当天身上藏有绘图一张、代码本一册。她未交代任何信息，仅声称自己是走亲戚途中被误抓。 三天后，日军对其进行系统性审讯，包括冷水刑、电击、烧灼，但魏文全始终拒不合作。 1940年代出版的《江南抗战志》有一段描述，讲述她在狱中宁死不屈。 该书援引当时的看守记录：魏文全临刑前向看守提出“请将我头发梳整齐，我不想邋遢地去死”，此话出自原话记载，没有经过加工润饰。 临刑当日是1938年1月18日。当时正值寒潮来袭，留下镇晒谷场上冰风刺骨。魏文全被带至刑场时未着棉衣，仅一身薄囚服。 面对枪口，她未跪。 根据在场人员后来的口述，她面对杭州方向，眼神坚定。 魏文全死后，其事迹被军统总部简要备案，并未公开宣传。1946年国民政府复员调查时，杭州市警备司令部在一份资料中才正式提及魏文全的烈士身份。 后因种种原因，她的故事未能广泛流传。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张“杭州女烈士被捕照”被公开展出，经学者对照资料、回访老兵，最终确认此人即为魏文全。 由此，其生平逐渐为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