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李丽，出生于苏北盐城一个普通的渔家。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到上海谋生。到她十五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只留下一个租界里拥挤的小房间。 为了活下去，她在法租界一家舞厅做伴舞，后来凭着惊人的舞姿和绝佳的气度，成为上海滩人人皆知的“上海舞后”。 有人说她的眼睛像海，有人说她的笑容像一把温柔的刀。无论哪一种，都足以让人沉沦。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骤然变了颜色。夜里仍有歌声，但歌里夹着惶恐。舞厅的客人从风流名士变成了气焰嚣张的军官、商人和各类来路不明的面孔。 某个秋夜，情报组织的特务赵惟成找到李丽。他带着明白的请求，却没有说出口：“我们需要你接近某些人。” 李丽沉默了很久。她不是不懂其中的意味，她也不是不怕。 可当她看到街头被炸毁的房屋、看见难民抱着孩子无处可逃，看见曾带她学跳舞的小芳倒在医务所的门口，她意识到——逃避已经不可能。 “我要做什么？”她终于问。 “尽你能做的。”赵惟成说。 她第一次见到日方联络军官村上弘介，是在百乐门的包厢。男人三十岁左右，戴金丝眼镜，冷得像一块石头。 他对李丽明显有兴趣——不只是对她的美色，还有她识大体、不聒噪、懂日语（舞厅工作时学的几个常用句子）这一点。 她开始频繁出现在村上的私人酒会，陪他喝酒、跳舞、听他漫不经心地吹嘘战事。她懂得察言观色，也懂得如何引导话题，让对方在不设防的状态下交代本不该说的事。 一个冬夜，村上喝得浓醉。他随手扔着文件夹，自言自语般抱怨海上运兵船“行程太密、太急”。李丽心跳如擂鼓，却仍装作漫不经心地替他脱外套、递热酒。 等村上昏睡过去，她悄悄打开那份文件——里面写着运输线的时刻表、路线与补给点。 她没有全记住，但也足够。 第二天深夜，她在雨中敲响赵惟成的门。他打开那份被雨水浸湿的纸片时，脸色变得凝重而兴奋：“李丽，你救得不只是几艘船。” 那一周的海面上，夜里回荡着爆炸声。报纸虽没有刊登，但上海地下组织流传着一句低声耳语：“有人从舞厅里换来了胜利。” 情报越多，风险越大。 村上对李丽逐渐产生依赖。他喜欢与她谈心，甚至谈未来计划，也喜欢在紧张的战争期间用名贵礼物讨她欢心。 李丽以面无表情的顺从换取他的信任，却常在深夜回到出租屋时卸下所有伪装，无声地颤抖。 她知道自己走在刀尖上。 有一次，她被怀疑。一个日本宪兵在她离开村上官邸时拦住她，逼她在寒风中站了两个小时。宪兵的目光冰冷锋利，像要从她身上剥下真相。她咬紧牙关撑着，最后还是被放走了。 那一夜，她回到舞厅化妆间，盯着镜中憔悴的自己，突然失声痛哭。她不是英雄，她也没想过要当英雄。但战争让她没有选择。 为了保护组织，她从来不问结果。她只做自己能做的，做到极致。 后来地下组织告诉她，凭她提供的多波情报，海上共截击了多批日方补给线。“你救下的是整条前线。”赵惟成说。 而她只是淡淡笑了笑：“我是舞女，不懂这些。” 1945年，上海重光。 有人说她曾“夜宿敌营”。有人说她“投身敌人”。有人指着她在街角大骂：“汉奸！” 却没有人知道她曾在多少个黑夜里压着恐惧去换取情报，也没有人知道她为了不暴露组织，把所有功劳与真相都深埋心底。 赵惟成找她，希望替她澄清，甚至愿意公开文件。 她摇头：“战后需要的是团结，不是我一个舞女的名誉。” “可你不该背负这些。” “所有人都有代价。”她说，“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活下来了。” 那一刻，赵惟成第一次发现，这个曾在灯光下跳舞的女人，其实比任何英雄都沉静和坚韧。 战后，她渐渐淡出上海。有人说她去了香港，有人说她在苏州开了家小茶馆，也有人说她嫁给了一位普通车夫，过得平静安稳。 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 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一位老记者整理抗战时期资料时，在一份泛黄的内部档案中看到了一行字： ——“代号兰花。提供海运情报多次，为沿海战线做出重要贡献。” 档案后附着一张模糊的舞照，灯光下的女人正在旋转，裙摆飞扬，笑容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