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警卫递给粟裕两包香烟。谁知，粟裕接过香烟后，突然脸色大变，冷汗直流，并命令：全军汇合，关闭所有电台！ 一九四二年，战事吃紧。 临时指挥部里，人挤在一张桌子旁，地图铺满桌面。粟裕坐在最前头，说话不急，句句都扣在兵力、时间、路线这些硬邦邦的东西上，谁都知道，这回定的是一场能左右战局的大行动。 门忽然被推开一道缝，警卫员探进半个身子，没等人招呼就走了进来。 他手里攥着两包香烟，步子很快，走到桌边放下烟，只在粟裕脸上扫了一眼，就退到旁边站好。 按规矩，这时候乱闯屋子不合适，他偏偏来了，说明这两包烟来路不一般。 屋里立刻更静了。事先约好的暗号，就藏在烟上。 什么牌子，怎么封口，放到哪儿，都有说法。知情的人一眼就明白：敌情有了新变化，情报到了。 粟裕拿起烟，低头看了几秒，脸色当场沉下来。 刚才排出的那套部署在他心里迅速翻转，再把情报内容塞进去，几处原来看着顺畅的地方，很快就变成疑点。 他抬头，语气不重，话却把全盘打散：“原定行动全部停止，部队立刻向指定区域汇合。所有电台马上关闭，不得再随意呼叫。”几句下来，桌上那一堆精心推算的方案等于折回纸里。 下面的人心里难免一震，这仗准备了这么久，说停就停，可军中讲究令出如山，没人多嘴，只顾飞快记下命令。 线头追回去，会落到国民党第三十三师师长施亚夫身上。 按公开身份讲，他是国民党少将，带着一个师，在旧军队里也算体面人物。穿军装出席会议，站在检阅台上，讲话有板有眼，在国民党内部被视作可靠主官，很难和共产党扯上关系。 另一套记录里，他是共产党安排在国民党内部的秘密潜伏者。 站在国民党阵营里，却在为共产党干事。第三十三师的位置不偏，很多调防、部署、命令都会经过他所在的那条线。 他每天接触的，是文件，是会议，是不经意的话，真真假假，全搅在一起。 情报工作就是在这些碎片里淘沙。 有人酒后多说几句，有人在文件里多写两行，这些零碎凑在一起，才能看出对方真正的打算。施亚夫要做的，是把有用的那一部分牢牢记住，再找机会送出去。 传递的手段越普通越安全。香烟就是这样被选出来的。 战时烟是紧俏物资，可来去自然，不显眼。 事先约好某种牌子、某种封法，就成了暗语。那份关乎敌军兵力集中、行动时机的情报，从第三十三师往外传，经几道关口，最后落在这两包烟上，由警卫员捧进屋里，送到了粟裕手里。 对粟裕来说，摆在面前的不只是“信不信”，而是要不要用整场行动去赌这一条线。 他打过的仗多，知道有些布局顺得反常，多半藏着坑。眼下这份情报，来源不是第一次打交道，内容又和最近侦察到的动向对得上，他心里的那杆秤很快偏向谨慎那一头。 行动一叫停，表面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战报上没有多出一条胜利消息，伤亡栏里也没有数字。可要是原计划照着打，一旦真的撞进敌人围好的圈，报纸上未必写得出“胜”，却肯定要多出一串牺牲的名字。 少打一仗，换一批人活下来，这种账怎么算，懂行的人心里有数。 另一头，施亚夫冒的险一点不小。 情报每往外挪一步，暴露的可能就多一分。链条上要是哪一环出了问题，往回查，早晚会查到他这种掌握军权的位置。 国民党内部派系斗得厉害，一旦有人起疑，他随时可能从“受人尊敬的师长”变成被审查的对象。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多次把重要情报送出来：敌军的兵力配置，作战意图，内部的动摇，都顺着隐蔽的渠道传到共产党这边。 这些东西落到指挥员手里，就是判断形势、安排战役的底牌，能少走许多弯路。 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旧军队里的许多人被清算，也有人换了身份再站过来。 施亚夫没有被甩在过去，而是被新的政权留下。他继续参与国家事务，在军事领域为防御建设出力，在政治领域担任重要角色，在政协等岗位上工作，把战争年代练出来的眼光，慢慢用在制度和政策上。 此后提到他，评价往往很高，说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分量不轻，说他的精神成了很多人心里的劲头。 把这些话拆开看，对应的其实就是几件实事：他是国民党第三十三师师长，是少将；他在国民党内部为共产党秘密潜伏，长期为革命事业输送大量重要情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起到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任职，在政协等岗位发挥经验和智慧。 一九四二年那两包香烟，只是其中一个瞬间。 警卫快步走进屋，把烟放在桌上；粟裕接过，脸色一变，命令改写，部队掉头，电台关机。 明里暗里几步挪动，悄悄把一场可能的惨烈，扯向了另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