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曾国藩施展毒计，除掉了死对头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死前，这才发现低估了这个“曾剃头”。 1860年，可以说是何桂清人生坠入深渊的起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精锐之师扑向江南，兵锋直指常州。作为这座重镇的守土最高官员，何桂清肩上扛着的是朝廷的信任与满城百姓的身家性命。然而，当危机迫近，这位平日里高谈阔论、以干才自诩的总督，却首先动摇了。 他并非不知城破的后果，也并非毫无抵抗之力，但在巨大的恐惧与对自身安危的权衡下，他选择了最令人不齿的一条路：弃城而逃。 如果仅仅是逃跑，在那个“败绩频传”的年月里，或许还能凭借朝中的关系网与巧言辩解，寻得一线生机。但就在何桂清欲出城门之际，闻讯赶来的常州士绅百姓黑压压地跪了一片，他们涕泪交流，苦苦哀求父母官留下，与城池共存亡。 这悲壮的一幕，本应唤醒一位大臣的廉耻与责任，但何桂清的去意已决，甚至嫌这些“绊脚石”阻碍了他的生路。混乱中，随行的兵丁竟然向手无寸铁的请愿者开了枪，十余名士绅当场身亡。 要知道，“封疆大吏，弃城先溃，戕害绅民”，这任何一条都是足以杀头的大罪。消息传至热河行在，咸丰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革职，锁拿进京！ 然而，何桂清毕竟是在官场沉浮多年的老手，他深知大清律例的缝隙在哪里，也懂得如何利用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为自己编织一张保护网，所以，被押解回京后，他并未坐以待毙。 一方面，他咬定自己离城并非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前往苏州督饷，以期重整旗鼓”，并设法弄到了一些下属的事后“公禀”，试图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动用积累多年的官场资源，不惜重金，发动京中的故旧、同僚、门生纷纷上书为他求情辩护。 一时间，朝堂上同情与开脱之声不绝于耳，竟然让案件审理拖了近两年之久。 就在此案悬而未决、可能朝着“重罪轻罚”方向滑去的关键时刻，刚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实授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朝廷之所以咨询曾国藩的意见，既是因其接替了何桂清的职位，熟悉江南情弊，也因其位高权重，一言九鼎。 而他与何桂清，分属湘系与江浙官场集团，可谓积怨已久。在筹饷、用人、战略等诸多方面都曾明争暗斗。何桂清当年得势时，也没少在背后攻讦、掣肘曾国藩及其湘军。 如今，曾国藩完全可以借机倾泻积怨，历数何桂清的各项罪状与无能，但这位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湘军统帅，深知最高明的攻击，永远不是情绪化的指责，而是站在道德与法理的制高点上，给予对方无可辩驳的致命一击。 “封疆大吏应该以守城为根本职责，不能以下属的意见作为自己行动的借口；判定大臣的罪责，应看其本心和实际行为，而不在于是否有下属的联名公文。”于是，他仅凭这短短数语，彻底剥去了何桂清所有的辩护伪装。 再加上，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主导的新朝廷，正需要以铁腕来树立权威，震慑四方。而曾国藩的上奏，恰好为他们提供了最充分、最正当的法理依据。最终，上谕下达：“处斩何桂清。” 经此一役，大臣们都知道了，被对手背后称为“曾剃头”的曾国藩，其剃头刀剃的不只是战场上太平军的头颅，更是官场上一切不循规矩、不守臣节的“乱发”。而曾国藩的威望与权势，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为他后续推动洋务、中兴清室，铺就了更为稳固的道路。 信息来源： 凤凰网历史——长篇连载：女人当国(16) 杀猴儆鸡 文│一阳 编辑│南风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