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沈醉的母亲，第一次见到大特务徐远举后，告诫儿子说：”这个人生得圆眼尖鼻，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沈醉这个名字，本身就挺有意思。这是他母亲取的，源自李清照那句著名的“沉醉不知归路”。 老太太是个读书人，给儿子取这么个名，与其说是诗意，不如说是担忧。她太了解自己这个儿子了：聪明、机灵，但容易冲动，容易在一帮江湖兄弟的义气里迷了方向。 年轻时候的沈醉，那真是一头扎进了国民党军统局的大染缸。他升得快，戴笠赏识他，年纪轻轻就干到了少将处长，被称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 但在这个圈子里混，光靠狠是不行的，还得看命。看看他的那些同僚：戴笠飞机撞山，摔得稀碎；那个被称为“西南王”的大特务徐远举，最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发疯病死。 沈醉能避开这些绝路，多亏了母亲那双毒辣的眼睛。 事情得回到1935年。那时候沈醉在特务处已经混出了点名堂，但他有个同乡兼同事，叫徐远举。 那天，年轻的徐远举到沈醉家里蹭饭。酒过三巡，徐远举高谈阔论，一副要在乱世里杀出条血路的架势。沈醉的母亲罗裙，那天话很少，只是在一旁默默地添饭、倒茶，眼神却始终冷冷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客人一走，老太太把门一关，脸立马沉了下来。她把沈醉叫到跟前，说出了那句后来让沈醉记了一辈子的话： “这个人生得圆眼尖鼻，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这话听着像相面先生的江湖切口，其实是老太太阅人无数后的直觉。她看出了徐远举眼底那股子不加掩饰的戾气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 沈醉当时虽然年轻，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听劝。母亲这话，他听进去了。 从那以后，沈醉在军统里跟徐远举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面子上客客气气，工作上正常配合，但私底下绝不称兄道弟，绝不参与徐远举那些核心的小圈子。 后来历史的走向，简直就是给老太太这话做注脚。徐远举得势后，果然凶相毕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手里沾满了烈士的鲜血。解放后，徐远举在监狱里依然戾气不减，整天焦躁狂怒，最后把自己活活气死、病死。 试想，如果当年沈醉没有听母亲的话，跟徐远举成了死党，卷进那些丧尽天良的屠杀里，他沈醉还能有后来的特赦？还能有晚年的安稳？那是不可能的。老太太这一眼，直接帮儿子避开了一个必死的雷区。 如果说对徐远举的判断是避祸，那么1949年秋天发生的事，就是救命。 那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准备撤往台湾。保密局头子毛人凤给在昆明的沈醉下了一道死命令：暗杀在此地活动的陆军上将、民主人士杨杰。 这在军统内部叫“制裁”，是家法，也是投名状。计划书都做好了，特务的枪都上膛了。沈醉只要点个头，杨杰必死无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沈醉回家了一趟。母亲罗裙不知道从哪听到了风声，这位平时温婉的女性，突然爆发了雷霆之怒。 她指着沈醉的鼻子痛骂：“杨杰将军是咱们家的世交，也是国之栋梁！你要是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去杀他，你就是欺师灭祖，你就不配做人！” 这一顿骂，把沈醉从“党国忠诚”的迷梦里骂醒了。 他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突然意识到，有些底线一旦跨过去，就在人字上画了叉。于是，这位军统少将干了一件违抗军令的事：他不仅撤销了暗杀行动，还想方设法给杨杰那边透了信儿。 更重要的是，因为母亲的这次阻拦，沈醉的心态彻底变了。他在后来卢汉发动的云南起义中，选择了配合，交出了特务机构的人员名册和武器。 这一步棋，性质全变了。他从一个顽抗到底的战犯，变成了一个有立功表现的起义人员。这直接决定了共产党后来对他的政策：是杀，还是改。 其实，贯穿沈醉一生的，还有母亲早在1932年的一句教诲。 那年沈醉18岁，因为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气呼呼地要去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临行前，母亲没有给他塞金银细软，而是说：“儿啊，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 在特务系统那种把人变成鬼的地方，这句“做人”显得格格不入。但也正是这句话，让沈醉在执行任务时，往往留有一线余地。 据后来很多被捕的地下党回忆，在沈醉手下受审，虽然也受罪，但比起徐远举、周养浩这些人，沈醉多少还讲点“人味儿”。他极少动用酷刑，甚至在抗战期间，对抓获的日军女间谍，也保持了基本的人格尊重。 这点“人味儿”，在他后来被关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成了他的护身符。因为手上血债相对较少，民愤没那么大，加上起义有功，沈醉成了重点改造对象，而不是镇压对象。 1980年代，沈醉的晚年生活很平静。他写书，写文章，去政协开会。每次提到母亲，这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人都嘘唏不已。 他说，母亲没有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论，她只有最朴素的善恶观。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政治立场今天变明天变，大王旗换来换去，唯独这朴素的善恶观，像海里的锚一样，稳住了沈醉这条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