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青娶了村姑玉凤。 可没人知道，这场婚礼前三天，戴建联刚从上海赶回陕北。 他站在窑洞外，听见里面的唢呐声，帆布包里给玉凤买的红围巾，边角被手指攥得发皱。 戴建联是1974年来的陕北，上海来的学生娃，连锄头都握不稳。 玉凤那时才十六，扎着麻花辫，手把手教他怎么把种子撒进土垄里。 日头晒得人发晕，她递过来的水囊里，总泡着晒干的山楂片。 两个人常在收工后坐在崖畔上，他讲上海的弄堂，她数天上的星星，直到月亮爬到窑洞顶上。 1978年冬天，上海来的电报说母亲病重。 戴建联走的时候，在玉凤的炕桌上压了张纸条，说最多三个月就回。 他没料到，母亲的肺结核治了快一年，等他终于能脱身，口袋里揣着攒下的三十块钱，一路绿皮火车晃回陕北。 车窗外的黄土坡越来越近，他摸着包里的红围巾，心里盘算着怎么跟玉凤解释迟到的日子。 那些日子，玉凤天天去村口等信。 可父亲总说“没你的信”，后来干脆告诉她，戴建联在上海找了城里姑娘。 她不信，直到翻遍家里的柜子，连灶膛都扒了，也没见着一张纸片。 我觉得这种通信上的漏洞，在那个年代其实不算少见，村里的信件常常要经过好几个人的手，想扣下几封太容易了。 玉凤不识字，父亲说啥她就信了大半，毕竟在那个年月，农村姑娘能接触到的“外面世界”，全靠别人一张嘴。 1979年开春，邻村的王木匠来提亲，家里有拖拉机，算是村里的“有钱人”。 玉凤坐在炕沿上，听着父亲在院里跟媒人说笑，突然就点了头。 婚礼办得热闹，红棉袄是借来的，头上插着塑料花。 第三天早上，她端着洗脸水出门，就撞见了站在崖畔上的戴建联。 他瘦了不少，蓝布中山装洗得发白，帆布包放在脚边，拉链没拉严，露出一角红颜色。 “你怎么才回来？”玉凤的声音发颤，手里的铜盆“哐当”掉在地上。 戴建联从帆布包里掏出那叠信，信封上“玉凤亲启”四个字被磨得模糊。 “我写了十二封。” 他说。 玉凤看着那些信，突然蹲在地上哭了，眼泪砸在新纳的布鞋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王木匠闻声出来，看见戴建联，脸一下子沉了，把玉凤往身后拉了拉。 戴建联没再说话，捡起帆布包，转身慢慢往坡下走，红围巾的一角从包里滑出来，在风里飘了一下，又被他塞了回去。 后来戴建联没回城，在村里小学教语文，教了三十年。 玉凤跟着王木匠过了一辈子，承包了果园，成了县里的种果能手。 去年整理老房子，玉凤在炕洞深处翻出个铁盒子，里面是那十二封信，信纸都泛黄了，边角却整整齐齐。 戴建联送的红围巾，她一直压在箱底，没舍得戴过。 两个人的遗憾，就像黄土高原上的沟壑，深是深，却也在岁月里长出了庄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