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被共产党管着，也不让台湾被外人拿走！这番话竟然出自于台湾黑帮大佬陈启礼之口，作为一个台湾人，陈启礼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主要信源：（新浪网——黑帮大佬陈启礼和竹联帮的传奇故事） 在台湾地区的社会记忆里，2007年深秋那场轰动一时的葬礼，为一个复杂人物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句号。 这场葬礼因其空前的规模与黑白两道云集的场面，被外界称为“世纪葬礼”。 逝者是竹联帮的重要人物陈启礼。 他的一生，交织着江湖草莽的恩怨、政治斗争的暗影，以及一份超越其身份背景的、对家国认同的执着。 理解陈启礼，不仅仅是解读一个黑道人物的兴衰，更是观察特定历史时期台湾社会某种特殊群体心态与认同的一个独特窗口。 陈启礼出生于四川，童年时随家庭迁居台湾，居住在所谓的“眷村”。 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单元，聚居着1949年前后从大陆各省迁台的军公教人员及其眷属。 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外省移民群体与本省居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紧张，这种社会矛盾也直接投射到下一代的成长环境中。 陈启礼的青少年时代，便是在这种“本省”与“外省”族群的摩擦与对抗中度过的。 校园与街头不时发生的冲突，塑造了他早年的世界观和处事方式。 为了自保和争取生存空间，他最终走上了结社聚众的道路，并加入了后来演变为“竹联帮”的团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竹联帮早期的形成与发展，与这部分外省第二代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身份焦虑与寻求归属感密切相关。 凭借个人的胆识与手腕，陈启礼在帮派中迅速崛起，最终成为竹联帮的领导人之一。 在他的经营下，竹联帮的势力不断扩张，组织结构也日趋企业化、国际化，成为台湾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帮派组织。 但是，真正将陈启礼的个人命运与台湾政治大局紧密捆绑的，是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 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因撰写并出版涉及蒋家内幕的《蒋经国传》而在美国遭暗杀。 事后调查表明，此案由台湾情报部门策划，具体执行者则是陈启礼及其竹联帮的手下。 陈启礼因此被捕入狱。 “江南案”如同一枚投入水中的巨石，激起了巨大的政治波澜。 它不仅严重影响了当时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关系，更关键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曝光的黑道与情治系统勾结的内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威信。 陈启礼本人，从一个奉命行事的“工具”，转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与见证者。 这段经历深刻改变了他对台湾政治现实的认知。 他亲身感受到了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的滋味，也对政治权力的冷酷与虚伪有了切身体会。 出狱之后，晚年的陈启礼对台湾的政治走向，特别是“台独”势力的抬头，表现出了明确的忧惧与反对态度。 他多次在私下或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其中最引人注目、也被广泛转述的一句话是：“我宁愿被共产党统治，也不愿台湾被台独拿走。” 这句话出自一个黑道背景的人物之口，听起来颇具戏剧性和冲击力，但它并非孤立的狂言。 结合陈启礼的出身背景、早年经历、以及“江南案”后的政治幻灭感，可以将其理解为他个人政治认同的一种极端化表达。 这种认同的核心，是根植于其成长教育中的“大中国”意识，是对“台独”可能导致台湾从中国永久分裂的强烈拒斥。 对他而言，“统一”即便意味着政权的更迭，也优于国家民族的撕裂。 这种观点在台湾的外省人族群中，尤其是在经历过那个时代、具有强烈“原乡”情结的某些人心中，并非完全没有市场。 陈启礼的政治表态，自然不容于当时及后来倾向“台独”的台湾当局。 他晚年长期流亡海外，最终病逝于香港，其灵柩才得以运回台湾安葬。 而他当年那位同样深度卷入“江南案”、后来创建“中华统一促进党”并长期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兄弟张安乐。 则继承了他的某种政治理念，继续在台湾社会以独特的方式发声。 回顾陈启礼的一生，他是一个充满矛盾与争议的复合体。 他是黑道首领，行走于法律与社会的边缘，其事业基础建立在暴力和非法经营之上，这是无法美化的事实。 但是，他又是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塑造出的产物，其个人命运与台湾数十年的政治变迁死死纠缠。 他晚年那份看似与其身份格格不入的、对“台独”的激烈反对和对“统一”的某种认可，揭示了个体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复杂心态。 这种心态混杂了乡土情结、政治失望、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对民族分裂的朴素反感。 陈启礼的故事，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台湾社会光怪陆离的表象之下，关于国家与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 曾经并且依然以各种或明或暗、或激烈或委婉的方式，在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群中延续着其复杂的脉络。 他的“世纪葬礼”，埋葬的不仅是一个黑道大佬，也是一段充满纠葛的历史与一种正在渐行渐远的时代记忆。 对此，您怎么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