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东京审判的时候，唯一一个，全程投反对票，认定日本战犯全部无罪的法官。就是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他主张所有日本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1948年11月的东京审判法庭上，当11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依次宣读对25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判决时，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份特殊的意见书上。 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在所有人都认定战犯有罪的情况下，独自递交了长达1235页的异议书，坚持所有日本战犯都应无罪释放……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正式开庭，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法庭有权追究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个人责任。 来自中、美、英、苏等11国的法官共同参与审理，面对的是双手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战犯。 东条英机作为日本前首相，主导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松井石根亲自下令“不接受俘虏”，直接导致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策划的一系列侵略行动，造成了数千万人的伤亡。 法庭上，日本宪兵队盖有“极密”印章的电报、战犯本人的自供状，以及战后发掘的万人坑遗址，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让任何有良知的人认清真相。 但帕尔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在异议书中宣称，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个人不应承担责任，这一说法完全无视了战犯们在御前会议、军事指令上的亲笔签名。 他还认为，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是二战后才明确的罪名，用“事后法”审判战犯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却刻意忽略了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和1929年《日内瓦公约》中早已对战争中的暴行有明确禁止。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他将检方提交的大量铁证斥为“战胜国宣传”，却从未拿出任何证据反驳，这种作为完全背离了法官应有的公正立场。 当时的印度尚未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帕尔从小目睹英式法庭对印度民族运动的镇压，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充满抵触。 这种情绪让他产生了扭曲的认知，竟将日本的侵略行为错误地视为“反殖民斗争”，认为日本是在帮助亚洲国家赶走欧洲殖民者。 他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日本的侵略本质是掠夺和占领，即便赶走了欧洲殖民者，亚洲各国只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非真正获得独立。 除了殖民心结，政治投机也是重要原因。 二战后的日本虽战败，但仍是亚洲颇具实力的国家，帕尔想通过拉拢日本为印度谋取利益。 他的这一图谋后来确实得到了回报，日本经济复苏后，向印度提供了累计超7.6万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利息仅为0.1%，远低于给其他国家的贷款利率，被印度媒体戏称为“战犯利息”。 帕尔本人也从中获利颇丰，多次受邀前往日本演讲，获得了日本授予的学位和勋章，相关收益保守估计达10亿日元。 可历史终究会站在公理正义的一边，中国法官梅汝璈、菲律宾法官德尔芬·哈拉尼利亚等都对此感到震惊，认为按照他的逻辑，纽伦堡审判的战犯也应被无罪释放，整个国际正义体系将荡然无存。 美国记者阿诺德·C·布拉克曼也批评他的异议书“颠来倒去”，结论令人难以置信，实则是在粉饰战犯的罪行。 尽管帕尔回到印度后继续担任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法官，但在国际法学界却遭到了边缘化，国际法教科书大多省略他的名字，主流期刊多次拒绝发表他的相关论文，他三次竞选国际法院法官均以失败告终。 1967年帕尔去世后，印度政府仅发表了简短悼词，而日本右翼却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东京、广岛、长崎三地立碑，甚至将他的一半骨灰迎回靖国神社供奉。 但这并未给帕尔带来荣誉，反而让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9年，帕尔的长孙索姆纳特·帕尔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家人现在最怕别人知道自己姓帕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