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个知青在看钱学森的论文时，发现方程推导错了，就给钱学森写信，谁知钱学森不仅回了信，还说：“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 1964年初冬，乌鲁木齐的一扇邮局玻璃窗上结满了冰花窗内站着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叫郝天护，一名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的技术员，在把信塞进邮筒前，他又反反复复检查了三遍，确定贴足了八分钱的邮票，才深深吸了一口气松开了手。 这封信的终点是北京，收信栏上写着一个沉甸甸的名字：钱学森，以当时两人的身份差距来看，这场对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时候的钱学森，不仅是中科院力学所的所长，更身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七个要职。 据后来的人回忆，哪怕是周总理找钱学森谈工作，往往也需要提前三天预约，他的办公室里，机密文件能塞满两个大保险柜，手里正审阅着的，是关乎国运的东风-2号导弹图纸，而郝天护呢，虽然顶着清华大学理化高材生的光环，但此时此刻。 他只是大西北戈壁滩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有身边的亲友和连队的战友知道他的名字，在学术界，他几乎是透明的，这两个原本处于平行世界的人，因为一本《力学学报》产生了交集。 作为在大西北垦荒的知青，郝天护精神上唯一的慰藉就是每月从北京寄来的科技期刊，那天夜里，戈壁滩的风嘶吼着，他在昏黄的马灯下研读钱学森新发表的论文，读着读着，他那股清华理科生的敏感劲儿上来了。 不仅看懂了那些艰深的推导，甚至敏锐地觉得哪里“不对劲”，那个著名的方程，似乎有一步推导存在瑕疵，怎么可能，那可是钱学森，也就是在那一瞬间，郝天护本能地想摇头，觉得大概率是自己学艺不精算错了。 他守着煤炉，在七页草稿纸上反复演算，一遍，两遍，好几遍，无论怎么算，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权威错了，纠结了许久，对真理的执拗最终战胜了对身份的怯意，他在给钱学森的信里，夹进了三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演算纸，用红笔把那个公式圈了出来。 信寄出去了，日子还得照过，甚至为了缓解焦虑，他逼着自己忘掉这件事，毕竟这如石沉大海般的尝试，没人觉得会有回响，但钱学森收到了，在中关村繁忙的办公室里，这位早已名满天下的科学家拆开了这封来自边疆农场的陌生来信。 他没有因为寄信人是个无名之辈就随手丢在一旁，反而是摘下了老花镜，对着信纸上指出的方程组皱起了眉头，随后，就像当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面对恩师冯·卡门的质疑时那样，把自己关在实验室，用整整二十七页的推导演算去寻找真相，这一次，他也拿起了笔。 钱学森对着郝天护指出的那条方程重新推导了一遍，结果出来后，他停下笔：自己确实失误了，不久后，正在戈壁滩上干活的郝天护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回信，没有想象中的官腔，更没有高高在上的驳斥。 拆开信的那一刻，这个在大西北吃了不少苦的年轻人眼眶热了，钱学森在信里亲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言辞恳切得甚至有些谦卑：“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科学文章的错误必须及时指出，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误事”。 这封只有几百字的回信，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敲在郝天护心上，有细心人统计过，面对这个比自己小几十岁、毫不知名的后辈，钱学森在信中一口气用了13个“您”字随信附带的建议更是彻底改变了郝天护的命运。 钱学森不仅仅是认错，还提议郝天护将这个修正过程整理成一篇短文，拿去发表，那时候，学术期刊的门槛极高，一个边疆农场的青年想上《力学学报》如果直接投稿，很大概率会被不知情的编辑当作妄语扔进废纸篓。事实上，郝天护起初投递时确实遭到了冷遇。 但这事后来被钱学森知道了作为学报的首任主编，他不仅亲自过问，还特意向编辑部写了推荐信，1966年3月，在第9卷第1期的《力学学报》上，郝天护的文章终于变成了铅字，其实回看钱学森的一生，这种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坚持有迹可循。 1945年给美国空军讲课被上校质疑时，他当场能在黑板上推导演算直到赢得掌声，1960年困难时期在基地看见年轻技术员浪费草稿纸，他不骂人，而是掏出自己把每一处空白都填满演算符号的笔记本做示范，那个写着“严谨治学”的本子，如今已是航天博物馆的珍藏。 对于郝天护而言，那封回信和随后刊登的文章，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强光，受到了莫大鼓舞的他，即使身处逆境也从未放弃过科研，这股劲头支撑着他后来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又一路深造出国。 时光流转到1995年，当年的垦荒青年郝天护，当选为了美国纽约科学研究院的院士，晚年再提起这段往事，他总会感慨，如果没有钱老那封不仅没有架子反而充满感激的回信，他的人生或许完全是另一个版本。 四十年后钱学森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躺着一个泛黄的牛皮纸信封，邮戳上的日期定格在“1964.12.5”那是钱老生前珍藏的几百封群众来信之一，参观者隔着玻璃看去依稀还能想象出半个世纪前。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钱学森向一位年轻人道歉：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