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中国，暗潮汹涌，有这么一位中共特工，在敌营一潜伏就是15年，官职越做越大，大到自己都慌了神，赶紧给组织发电报请示，没想到中央领导就一句话：“大胆往上爬！” 这人就是李时雨。 李时雨打小就是个“奇才”，黑龙江巴彦县人，五岁进私塾，三个月就能背《论语》，后来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妥妥的高材生。可九一八事变一声炮响，东北沦陷，让这个满脑子“及时雨”侠义精神的青年，再也坐不住了。 他加入共产党，成了北大抗日游行的总指挥，一句“信仰与团结比钢枪还锋利”，震动了整个北平城。可游行刚结束，他就消失了——转身就带着工人潜入哈尔滨兴隆火车站，炸毁了日军两节装满武器的车厢，搅得日军军事调动一团糟，自己也成了日军通缉的“要犯”。 1934年，组织给了他新任务：打入东北军。没军背景没关系，他靠着同乡关系，硬是进了张学良公馆当办事员，虽然职位低，但能接触核心办公区。他那惊人的记忆力派上了大用场，一晚能记下五六页密文，第二天一字不差默写交给组织，东北军的调兵遣将、会议机密，全被他悄无声息地传了出去。 西安事变后，他奉命转移北平，可走到天津就遇上了“七七事变”，道路封锁，接头计划泡汤。就在绝境时，他看到日伪“治安维持会”招人，靠着东北军老同事的推荐，成功混入天津检察院，还拿到了一张日伪专属通行证，这张证在当时就是“尚方宝剑”，能自由出入军事检查站。 没多久，组织让他送一批无线电设备去延安，这可是要命的活，电台是抗日的“千里眼顺风耳”，日军查得极严。李时雨灵机一动，谎称接妻子，借了辆公务车，把设备拆了藏在车底暗格，面对日军检查，他一口流利日语应对，亮出通行证，硬是把设备安全送到了目的地。 可李时雨知道，待在检察院外围，情报价值有限。1939年，他瞄准了投靠汪精卫的陈公博，这个汪伪二号人物急需懂法的手下。一次汪伪法律草案会议上，李时雨当场指出条文漏洞，精准又简洁，一下被陈公博看中，从此一路提拔，从立法委员做到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还授了少将军衔，成了军政双职的核心人物。 官职越大，风险越高，李时雨自己也慌了，生怕哪天暴露，赶紧给组织发电报。中央领导的回复干脆利落：“官做得越大越好，大胆往上爬，时刻听候指令。” 其实组织看得明白，潜伏的核心不是躲在暗处，而是要钻进敌人心脏，拿到最关键的情报。 李时雨没辜负这份信任，他借着陈公博的器重，把日军驻防调整、汪伪粮草调配、军统密令这些顶级机密，源源不断传回延安。更绝的是，他还和同志一起策划，办了本叫《先导》的杂志，陈公博亲自题名还给经费，谁都没想到，这个有汪伪高官背书的杂志社，竟是我党地下工作的安全据点，特务们连碰都不敢碰 。 他在敌营不是孤军奋战，妻子孙静云是他最靠谱的战友。日本投降前夕，他要给华中局和新四军传情报，都是孙静云把肥皂挖空，把情报藏在里面，再重新包装好，由交通员辗转送出 。还有一次，组织让他营救被捕的同志冯骥，李时雨利用自己汪伪法院书记官长的身份，直接调阅冯骥的卷宗，带回家一把火烧了，再暗示手下说是日军轰炸毁了档案，硬是把冯骥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倒台，李时雨本想归队，却被汪伪旧部拉进了军统，这个杀人如麻的特务组织，竟把他当成了“可用之才”。他在戴笠手下当上海区二站社会组组长，表面恭顺，暗地里却调换情报、制造“偏差”，把蒋介石的军政动向全捅给了延安。可戴笠一死，毛人凤上台清理旧部，李时雨还是被抓了。 铁椅、水牢、压杠子、灌凉水，酷刑轮番上阵，可李时雨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吐。军统查不出实据，又不敢轻易杀他，就判了他七年六个月，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监狱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每天默诵《道德经》，跟狱友聊法律案子，装成个普通的“政客犯”，硬是把身份藏得严严实实。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连狱警都发不出工资，只能释放15年以下的“轻罪犯”，李时雨终于出狱了。可他没急着跑路，反而留在上海，游说国民党高官投诚，保护公共资产。这可惹恼了军统残部，下达了暗杀令，好在同志及时掩护，他和妻子才惊险转移到香港。在香港，他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把一本线装书转交给北平的李维汉部长，这本书里藏着解放前夕最关键的情报，他一路护送，终于在中南海完成了交接 。 1949年春，北平解放，李时雨穿上人民解放军军装，写下了一首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这15年，他从东北军办事员，做到汪伪少将，再混入军统核心，换了三个“敌人身份”，却始终没忘自己是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