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一女子新婚一周后被叶剑英调走，从此杳无音讯，丈夫寻妻45年，才知真相。谁料，新婚一周就离开的妻子，早已用生命书写了革命贡献。 红烛还没燃尽，喜房的窗纸还透着暖意，沈若雁就攥着一张叠得整齐的纸条，眼圈泛红地站在周文斌面前。纸条上的字迹刚劲有力，落款是“叶剑英”，内容只有一句话：“速赴重庆报到，执行紧急任务。”周文斌愣在原地，手里的粗瓷喜碗差点摔在地上。他和沈若雁是同乡，自由恋爱，盼了三年才办起这场简单的婚礼，红布盖头还没焐热，怎么就要走？ 沈若雁没多解释，只是把亲手绣的“雁归”手帕塞进他手里，指尖带着微凉：“文斌，等我回来。”她转身就走，蓝布褂子的身影消失在村口的雾霭里，没回头。周文斌后来才知道，妻子早就是地下党员，1937年就跟着进步学生搞抗日宣传，叶剑英同志当时负责南方局军事组工作，正急需可靠人员打入军统中枢建立秘密联络站。这场婚礼，是组织批准的短暂休整，也是她作为普通女人能拥有的最后一段温情时光。 周文斌的寻妻之路，一走就是45年。他是个本分的农民，不识多少字，却把“沈若雁”三个字刻进了骨子里。起初他以为妻子只是去做抗日工作，等抗战胜利就会回来，可1945年日本投降，村口的老槐树绿了又黄，还是没等来那熟悉的身影。他开始背着干粮四处打听，走破了几十双布鞋，从家乡的小镇走到重庆，再到贵阳，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痕迹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脚印。有人说见过一个叫沈若雁的女同志在军统附近活动，也有人说她可能牺牲了，每次有消息，他都兴冲冲赶去，又带着失望归来。 家里的八仙桌上，始终摆着一个空碗，那是沈若雁的位置。每年结婚纪念日，他都会煮一碗她爱吃的红糖汤圆，放在碗里，等汤圆凉透了再自己吃掉。他攥着那方“雁归”手帕，边角磨得发亮，上面的针脚都快看不清了，却还是每天晚上睡前摸一摸，仿佛能感受到妻子的体温。他不敢搬家，怕妻子回来找不到路，哪怕后来村里修公路，房子要拆迁，他也固执地在原址旁边搭了间小茅屋，守着那份渺茫的希望。 1984年，年过七旬的周文斌跟着同乡去重庆办事，偶然看到了一场党史展览。展厅里的一张黑白照片让他浑身发抖，照片上的女子穿着旗袍，眼神坚定，分明就是他的妻子沈若雁，只是下面的标注是化名“沈兰”。旁边的文字记录着：1939年，受叶剑英同志指派，潜伏军统电讯总台，组建“七人小组”，传递大量核心情报，194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息烽监狱，1945年英勇就义。 讲解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周文斌却听不真切，眼泪模糊了视线。他终于知道，妻子当年为什么走得那么急，为什么杳无音讯。她不是不想回来，是再也回不来了。展览里还陈列着沈若雁传递情报时用过的密写药水、电台零件，还有她在狱中写下的绝笔信，字迹已经泛黄，却依旧能看出那份不屈：“我为革命牺牲，无怨无悔，惟愿家国安宁，爱人安康。” 原来，沈若雁潜伏期间，利用军统电讯总台的职务便利，将敌人的电台频率、密码簿等核心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南方局。戴笠策划的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绝密行动，就是因为她传递的情报而失败，三名特务刚入境就被抓获。被捕后，敌人对她严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都用上了，她却始终没吐露半个字，保护了所有战友的安全。 周文斌在展厅里站了整整一下午，直到闭馆才被工作人员劝走。他把妻子的照片和绝笔信抄录下来，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就像当年揣着那方手帕。回到家，他把抄录的文字贴在墙上，每天都要读一遍，读着读着就老泪纵横。45年的思念，45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答案，只是这个答案，太沉重，太让人心痛。 沈若雁的故事，不是个例。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多少像她一样的革命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告别亲人，隐姓埋名，在隐蔽战线默默奉献，甚至献出生命。他们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我们不该忘记他们，更不该忘记那些等待他们回家的亲人，他们的坚守和思念，同样值得被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