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不久，特务进来补枪，谁料，他们竟然用枪托捅她的腰部，而此时，盛国玉却紧张得不敢动。 枪托带着铁皮的棱角砸在腰腹间时，盛国玉的冷汗瞬间浸透了单薄的囚服。不是不痛，是痛到极致反而被一种更强烈的恐惧攥住——她能清晰听见特务皮靴碾过碎石的声响，能闻到他们身上劣质烟草混合着血腥的气味，甚至能数清对方捅来的力道，一下比一下更狠，像是在检验猎物是否真的断了气。她的身体绷得像块铁板，胸腔里的心脏狂跳得几乎要撞碎肋骨，可连眼皮都不敢颤一下。这不是天生的勇敢，是16岁的姑娘在地狱边缘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想起入党时在嘉陵江畔许下的誓言，想起负责联络的大姐牺牲前塞给她的那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活下去，看新中国”。 没人知道，这个看起来瘦弱的重庆姑娘，早在1948年就已经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了。那时她刚从教会学校辍学，亲眼看见反动派在街上枪杀进步学生，鲜血染红了青石板路。父亲是私塾先生，偷偷给她讲《资本论》，母亲则总在深夜帮她缝补藏着情报的衣角。16岁的年纪，本该在巷口跳橡皮筋、听评书，可盛国玉的书包里装的不是课本，是秘密文件；课余时间不是玩耍，是穿梭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传递消息。被捕那天，她刚把一份敌军布防图交给接头人，就被埋伏的特务堵住，冰冷的手铐铐住手腕时，她只来得及把嘴里的暗号咽下去，没让任何人受牵连。 渣滓洞的牢房里，盛国玉见过太多生死。隔壁牢房的张阿姨，宁肯被烙铁烫得皮开肉绽，也没吐露半个同志的名字；年仅14岁的小萝卜头，每天隔着铁窗教大家认字，说等解放了要当一名教师。这些画面像烙铁一样刻在她心里，让她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本能地选择了装死。她记得那天是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发起了疯狂的屠杀，机枪扫射的声响震耳欲聋，战友们的呼喊和呻吟此起彼伏，很快就被死寂取代。她趴在冰冷的地面上，听着身边的同志渐渐没了呼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死，一定要活着出去，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外面的人。 特务的补枪环节比扫射更让人绝望。他们端着枪，挨个检查倒在地上的人，遇到还有气息的，就对准头部补一枪。盛国玉能感觉到有人踩过她的衣角，有人用枪口顶着她的后背，直到枪托落在腰上，她才明白，这些刽子手根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活口。她的腰越来越痛，像是有根钢针在往里扎，可她始终咬紧牙关，连一声闷哼都没发出。她知道，只要稍微动一下，等待她的就是致命的一枪。那一刻，她不是不怕，是对革命的信仰，对新中国的期盼，让她战胜了恐惧。 不知过了多久，特务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牢房里只剩下浓重的血腥味和死寂。盛国玉趴在地上，等了很久，才敢慢慢睁开眼睛。眼前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有的睁着眼睛，仿佛还在凝视着自由的方向。她试着动了动，腰部传来钻心的疼痛，让她差点晕厥过去。她咬着牙，一点点从尸体堆里爬出来，每动一下，伤口就撕裂般地疼。走出牢房时，她看到院子里也堆满了尸体，月光洒在上面，惨白得让人窒息。 她不敢停留，忍着剧痛，沿着墙角慢慢移动。途中，她遇到了另外两名幸存者，刘德彬和肖钟鼎，三人相互搀扶着，趁着夜色逃出了渣滓洞。一路上，他们避开了敌人的封锁线，饿了就挖野菜充饥，渴了就喝路边的溪水，盛国玉的伤口因为没有药物处理，已经化脓发炎，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可她始终没有放弃，她知道，她肩上扛着的，是无数战友的希望。 终于，在逃亡的第三天，他们遇到了前来接应的解放军。当看到胸前佩戴着红星的战士时，盛国玉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她扑进战士的怀里，哽咽着说：“我们是渣滓洞的幸存者，里面的同志……都牺牲了。” 盛国玉的经历，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缩影。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多少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毫不畏惧，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早已不用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忍受牢狱之苦，但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用无数先烈的生命换来的。他们的信仰和精神，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