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打入日伪内部的刘人寿，正用电台给党组织发报，几名日军突然冲了进来，他们推开刘人寿，又抄下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 这可是要命的事！呼号和波长一旦被日军破解，整个上海地下电台网络都可能被一锅端，几十名潜伏同志的性命将瞬间暴露。但刘人寿脸上没露半分慌乱，只是悄悄将藏在掌心的密码纸条塞进嘴里——这张纸条上记着三个紧急联络暗号，是他和党组织约定的最后防线。没人知道，这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已经在日伪的心脏地带潜伏了整整三年，而他的勇气，早在加入地下党那天就被反复淬炼。 刘人寿是江苏靖江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他还是上海光华大学的学生，亲眼目睹日军轰炸后的断壁残垣，看着同胞流离失所，这个原本想钻研学问的青年，毅然放弃学业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潘汉年亲自挑选他进入情报系统，只因为他有个旁人没有的特质：临危不乱，还懂无线电技术。要知道，1940年的上海早已是日伪的天下，公共租界虽名义上中立，实则布满日军特务和汪伪特工，地下电台每一次发报都像在鬼门关前走一遭——日军的无线电侦测车整天在街上巡逻，灵敏度极高，发报时间超过三分钟就可能被锁定位置。 刘人寿的潜伏身份是“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科员”，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职位，能让他接触到日伪的核心行政信息，而电台就藏在他租住的弄堂阁楼里，伪装成一台普通的收音机，天线藏在房梁的木缝里。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每天穿着西装革履上下班，和伪职员们称兄道弟，甚至要忍着恶心参加日军举办的“庆祝活动”，背地里却在深夜借着台灯的微光，将搜集到的日军调兵情报、物资运输路线翻译成密码，再趁着凌晨三四点的窗口期发报——这个时间日军的侦测车最少，风险相对较低。 可这次偏偏出了意外。日军之所以突然闯入，是因为叛徒出卖了另一处地下电台，供出“上海有个年轻的无线电高手在活动”。他们没证据指向刘人寿，只是例行排查，却碰巧撞上了发报的瞬间。看着日军抄完呼号和波长扬长而去，刘人寿第一时间不是逃跑，而是冷静分析：日军虽然抄到了参数，但密码本还在自己手里，他们短时间内破解不了情报；更重要的是，他发报时故意放慢了速度，还在最后一组密码里掺了假，就算日军截获，也只会得到错误的联络信息。 当天晚上，刘人寿就借着“探亲”的名义，冒着大雨穿过三条租界分界线，找到联络人老周。他没有先诉说危险，而是先交出了日军可能后续行动的预判：“他们抄了呼号，肯定会用这个频率伪装发报，引诱我们回应，必须立刻通知所有电台暂停联络。”老周看着他湿透的衣衫和嘴角残留的纸浆，眼眶发红——那密码纸条是用糯米纸做的，嚼碎后能化在嘴里，可谁都知道，万一被日军发现，这就是通共的铁证。 没人知道，刘人寿在潜伏期间，已经经历过三次生死考验。有一次发报时被侦测车锁定，他抱着电台从阁楼窗户跳到后巷，摔断了肋骨还坚持销毁密码本；还有一次，汪伪特工上门搜查，他正藏着一份日军军火库分布图，情急之下将图纸卷成细条，塞进了钢笔的笔管里，硬是靠着镇定的神色蒙混过关。这些经历让他明白，地下工作者的勇气从来不是鲁莽，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清醒，是在绝境中为组织争取生机的智慧。 更让人动容的是，刘人寿的家人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父母远在靖江，只收到过他“在上海做文员，一切安好”的家书，却不知道儿子每一次落笔，都可能是遗书。1940年的上海，像刘人寿这样的地下电台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枪林弹雨中的轰轰烈烈，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无线电波搭建起连接前线与后方的桥梁，将无数关键情报送到党组织手中，为抗战胜利默默付出。 后来有人问刘人寿，当时日军冲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会牺牲。他笑着摇摇头：“那时候哪有空想这些？满脑子都是怎么保住情报，保住同志。我们这些潜伏者，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能为抗战多做一点事，就算牺牲也值得。”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坚守，才在黑暗中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希望的曙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