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名妓女对着37岁的张伯驹跪求：“我是清白之身，求你带我走！”她跪在静安寺旁的书馆青砖地上，琵琶斜倚在褪色的锦缎旗袍边，指尖还沾着未干的墨痕。 张伯驹看着她画案上那幅《秋江待渡图》，远山用的是董源的披麻皴，近水藏着巨然的矾头，怎么也没法把这双手和“风尘”二字联系起来。 这女子叫潘素，那年刚满二十。 苏州潘家曾是“祖孙宰相”的望族，她祖父潘智合迁居上海后家道中落。 母亲沈桂香是大家闺秀，十岁就教她临摹《芥子园画谱》，一笔一划都透着江南闺秀的灵气。 十三岁母亲走了，继母说她“琵琶弹得好”，转头就把她送进了上海的“长三书寓”。 那里的姑娘分等级，她因会画画、懂音律，被归为“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可臧卓那样的军官总来纠缠，送的画具堆了半间屋，她却连画案都不让他碰。 在书馆遇见张伯驹那天，潘素刚用攒了三个月的钱买了本《历代名画记》。 这男人穿长衫，戴圆框眼镜，看着她的画突然念起诗：“待渡秋江雾霭浓，却怜画笔有神工。” 她抬头时，正撞见他眼里的光，不是臧卓那种带着占有欲的打量，是懂画的人看见好作品才有的亮。 后来才知道，他是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儿子，袁世凯的表侄，民国“四公子”里最不爱当官、只爱收古董字画的那个。 臧卓知道了这事，派人把潘素绑到警备司令部。 张伯驹急得三天没合眼，找父亲旧部出面时，声音都在抖：“她不是什么妓女，她是个画家。” 最后掏了两千银元赎身，那笔钱在当时能买下上海半条弄堂。 搬进霞飞路公寓那天，潘素打开箱子，里面全是她偷偷藏的画稿，从仕女到山水，每张角落都盖着个小印章：“素心”。 张伯驹摸着那印章笑：“以后，这画室就叫素心馆。” 1937年正月结婚，证婚人沈尹默写了“易安而后见斯人”。 婚后张伯驹请朱德箐教她画花卉，自己则手把手教山水，把珍藏的《麓台题画稿》都给她临摹。 第二年潘素加入中国画会，徐悲鸿在她参展的《山水图》上题了“神韵天然”。 有次张大千来做客，看见潘素画的漓江，忍不住提笔添了只小船：“这水活了，得有个渡人的船才好。” 抗战那几年最苦。 张伯驹为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把弓弦胡同的大宅院都抵押了，换了五百两黄金。 潘素默默摘下嫁妆里的翡翠镯子，拿去当铺换了钱，回来时手里还提着袋米：“画不能饿着，人也得吃饱。” 后来他们带着那些古画辗转北平、西安，路上潘素的琵琶弦断了三根，她就用断弦当笔，在报纸边角画速写，说等安定了要画一幅《江山揽胜图》义卖，给难民筹点棉衣钱。 1956年，他们把八件国宝捐给国家，包括那幅《平复帖》和《游春图》，国务院发的褒奖状现在还挂在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晚年被划为“右派”，潘素靠卖画养家，画案上总摆着那本泛黄的《历代名画记》，扉页有张伯驹当年题的诗。 有回陈毅去看他们，指着墙上潘素新画的山水说：“这哪是画山水，是把你们俩的日子，一笔一笔画活了。” 素心馆的灯，后来亮到1992年潘素去世。 她临终前让人把那幅《秋江待渡图》和褒奖状放在一起，说：“当年在书馆待渡，后来才知道，最好的渡头，是两个人一起守着的那方画案。” 现在去故宫看《游春图》，画里那艘载着游人的小船，总让人想起张伯驹题在潘素画稿上的那句：“渡头自有春风在，不向烟波问旧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