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儿：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这位曾参与多个国家级经济政策制定的学者，直指问题核心：2023年以来，至少7部行业法规写入"优先采用国际标准"条款，涉及医疗设备、新能源、数字安全等六大领域。表面看是接轨国际，实则暗藏风险。 卢麒元的顾虑有着现实依据。很多国际标准的制定权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这些标准可能隐含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隐性规则。 我国在多个领域曾遭遇过标准陷阱。在光伏产业、高铁技术发展初期，我国企业就曾因不掌握国际标准话语权，遭遇过针对性的贸易壁垒。部分国际标准看似是通用规范，实则成为保护欧美本土产业的工具。 立法过程中的渗透风险真实存在。一些势力会通过影响规则制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渗透比直接的经济干预更隐蔽，危害也更深远。它可能直接改变我国产业发展的赛道，让我国在关键领域丧失自主发展的主动权。 卢麒元提出的“每次参与都要政审”，核心在于强调审查的动态性。传统政审多为入职时的一次性审查。这种模式难以应对现实中的利益变动。 现实中存在诸多利益变动风险。有人初始背景清白，后续却出现配偶移民、子女入籍、资产转移海外等情况。这些变化若不及时掌握，就可能让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条款时，产生潜在的利益偏向。 国内已有类似案例敲响警钟。某地方制定营商条例时，曾出现“外资企业优先获取土地”的条款。调查发现，起草专家与某跨国公司存在实质性合作关系。这种关联虽未触及法律红线，却明显违背立法公正原则。 另一个案例同样值得警惕。某地方环保法规遗漏了某项污染物指标。核查后发现，参与立法的人员之一是当地排放大户的董事。这种隐性的利益绑定，直接损害了公众的环境利益。 国际上的教训也不容忽视。越南改革开放初期，部分官员利用立法空白，通过制定倾向性条款，将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亲属名下。这种行为导致国家遭受惨重损失。 美国的“旋转门”现象更为典型。官员刚退出监管岗位，就转身成为大企业顾问。他们后续仍会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将企业利益嵌入公共规则中。这种合法范围内的利益输送，正是卢麒元坚决反对的。 有人质疑动态政审会影响立法效率。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忽视风险的理由。飞行员每次起飞前都要全面检查飞机。医生每场手术前都要严格消毒。立法工作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民众根本利益，其严谨性理应得到更高保障。 动态政审的核心并非否定专业人才。它的关键在于建立透明的利益申报和核查机制。有海外经历或亲属海外背景并非不可参与立法。相关人员需要主动申报关联信息。核查机构要判断这些关系是否会引发利益冲突。 立法者的背景清白是规则公正的基础。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谁掌握了立法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运行的主导权。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已经成为国际博弈的核心战场。 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已经逐步建立了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等程序。但针对立法者背景的系统性动态审查机制，仍有完善空间。 卢麒元的发声，本质上是呼吁筑牢立法领域的安全防线。他的主张提醒我们，在推进国际化的同时，必须坚守国家利益底线。 建立动态政审机制，不是要搞封闭孤立。它是为了让立法工作更公正、更严谨。只有规则本身足够公正，才能真正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才能让民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当前全球规则体系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多边机制面临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立法工作更需要兼顾开放性与自主性。 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方案。更要守住自身立法主权，防止外部势力通过规则渗透损害国家利益。 卢麒元的主张或许存在争议。但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立法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条条款的制定都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建立完善的立法者动态政审机制，是维护国家主权、保障民众利益的必要举措。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将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