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压力与生活成本， 高昂的直接成本，从孕期检查、分娩、奶粉、尿布，到教育、医疗、住房、兴趣班，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投入被形象地称为“吞金兽”。尤其是在教育内卷化的环境下，投入几乎是无底洞。在高房价下，许多年轻人需要为了一套刚需房耗尽全家积蓄并背负长期贷款，没有足够的经济和空间去考虑生育。生育，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往往意味着职业发展的中断或减速。重返职场可能面临竞争力下降、收入减少等问题。 个人价值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注重个人成长、事业追求、生活体验和幸福感。生育被视为一项需要巨大牺牲，时间、自由、精力的人生选项，而非必然的人生任务。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人们希望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和个人空间。生育被担心会彻底打乱现有的、相对舒适的生活节奏，从为自己活变成为孩子活。 婚姻与生育的脱钩，婚姻不再必然与生育绑定。丁克家庭、不婚主义等生活方式被更多人接受和选择。 社会环境与支持系统的缺失，丧偶式育儿与性别不平等，育儿责任仍然不均衡地落在女性身上。许多女性因目睹或经历了母亲一代的辛苦，或对伴侣参与育儿的预期不乐观，而对生育望而却步。她们不愿重复既要工作又要承担大部分家务育儿的沉重生活。 工作文化的压力，996高强度竞争的工作环境，使得年轻人身心俱疲，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养育孩子。 心理与情感层面的焦虑，现代育儿理念强调科学精细高质量陪伴，父母被期望成为完美家长。这种高标准的期望让年轻人感到，害怕自己无法胜任。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问题、激烈的社会竞争，许多人对于将一个新生命带到这样一个世界上感到犹豫和悲观。 原生家庭的影响一些人从自己并不幸福的童年或紧张的亲子关系中，对成为父母产生了恐惧或反思。 社会观念与文化的深刻变革。 从传宗接代到自我选择，传统的家族观念、养儿防老思想逐渐淡化。生育越来越被看作是个人的、基于情感需求的主动选择，而非对家庭或社会的义务。互联网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生育带来的身体损伤如产后后遗症、育儿中的矛盾、婚姻危机等，放大了对生育的恐惧。 当生育从一项 自然而然、有社会网络支撑的低成本行为 ，转变为一项需要个体，尤其是女性独立承担极高经济成本、职业风险、身心消耗，且社会支持不足的“高风险、长周期重大项目” 时，人们的犹豫和抵触就成了必然。要缓解这种情绪，需要的不是空洞的鼓励，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结构性改革，建立更公平的性别分工、提供普惠的托育和教育资源、构建对家庭友好的职场环境、减轻年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等。只有当生育的个人成本显著降低、社会支持显著增强时，人们的生育意愿才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