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统特务毛森抓到了一个交际花小姐，并对其严加审讯。“你到底说不说！”见美人还不开口，毛森直接将点燃的烟头按在她身上。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10月16日的厦门，夜晚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 鸿山脚下废弃的采石场里，几声枪响刺破了夜空。 二十五岁的刘惜芬倒在碎石堆旁，身上的月白色旗袍被血浸透，手腕上还戴着母亲留给她的银镯子。 就在十七个小时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踏上了厦门岛。 这个富商家的女儿，没能等到她期盼已久的黎明。 时间倒回十一年前。 1938年的鼓浪屿，海风里带着咸腥和不安。 十四岁的刘惜芬扒在自家洋楼的雕花铁门上，看着日本兵列队走过笔山洞。 母亲拉着她回屋，她却甩开手： “妈，我要去学护士。” 这个决定让刘家炸了锅——大小姐怎么能去伺候人？ 但她还是走进了博爱医院护士培训班的大门，白大褂一穿就是五年。 医院长廊里总飘着消毒水的气味。 刘惜芬的棉布护士鞋踩在磨石子地上几乎没有声音，她记得每个中国伤员的名字，偷偷把家里的鸡蛋煮成茶鸡蛋塞进他们枕头下。 有个被流弹打穿肺叶的码头工人，临死前拉着她的袖口说： “姑娘，你要好好活，替我们看看太平年月。” 她点点头，转身时把眼泪憋了回去。 1945年日本人投降那天，整座厦门城在放鞭炮。 刘惜芬站在医院天台上，看着满街挥舞的小旗子，心里却空落落的。 来接管的国民党兵闯进病房搜刮伤员财物，皮带扣在床栏上撞出刺耳的声响。 她脱下护士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 转变发生在第二年春天。 邻居胡阿姨常来借针线，有次指着报纸上淮海战役的消息轻声说： “北边快亮了。” 刘惜芬绣着枕套上的梅花，针尖在布面上停留了很久。 后来她开始收到用《红楼梦》书页包着的小册子，油墨味很重，扉页上印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1949年初。 化名“郑老师”的地下党负责人发着高烧躲在她家阁楼，昏迷中还在念叨“电台……密码本……”。 刘惜芬用酒精给他擦身降温时，看见他背上交错的鞭痕。 天亮时“郑老师”醒了，苦笑着道歉： “吓着你了吧？” 她摇头，把煎好的药端过去： “我要入党。” 入党后，她变了一个人。 烫卷长发，抹上口红，香云纱旗袍开叉开到小腿。 姐姐在梳妆台前急得跺脚： “你这是要当舞女啊？” 刘惜芬对着镜子涂胭脂，嘴角弯起俏皮的弧度： “姐，我在跳舞救国呢。” “百乐门”舞厅的旋转彩球洒下破碎的光斑。 刘惜芬在《夜上海》的旋律里与警备司令部的参谋周旋，威士忌酒杯碰响的间隙，她记住了要塞炮台的布防图。 税务局长搂着她跳探戈时，抱怨着军饷调拨的路线和时间。 这些信息变成药店秤盘下压着的处方笺，茶叶罐里卷着的纸条，深夜塞进天主教堂忏悔室木板缝里的密写信。 危险像海雾一样悄然弥漫。 九月中旬，毛森来厦门督战，这个以残忍著称的特务头子三天破了七个联络点。 组织下令紧急撤离，刘惜芬却坚持要等最后一批药品转运完毕。 九月十九日夜里，她刚把盘尼西林埋进后院枇杷树下，特务就砸开了门。 审讯室的水泥地常年泛着潮气。 毛森把烟灰弹在她手背上： “刘小姐，跳舞跳累了吧？” 她垂着眼看手背上的水泡，想起医院里那个被烙铁烫伤的游击队员。 电闸合上时，她咬住了自己的辫梢，发丝间有茉莉头油的香味。 那是昨天姐姐硬要给她抹的，说姑娘家要有姑娘家的样子。 最难的时刻是第十天。 同被捕的交通员熬不住刑，在隔壁嚎哭着指认了她。 毛森把她拖到走廊，让她“听听同志的坦白”。 刘惜芬盯着墙缝里钻出的壁虎，轻轻哼起小时候的闽南童谣，调子跑得厉害，但一句没停。 十月十五日傍晚，狱警扔进来一套干净衣裳。 她慢慢换上那件月白旗袍，扣盘扣时发现袖口脱了线，就用指甲一点点把线头掐整齐。 深夜提人时，她忽然回头对缩在角落的小姑娘说： “明天要是出太阳，帮我晒晒枕头，潮得睡不着。” 枪响时，海那边正好传来第一批炮弹的呼啸——解放军开始登陆了。 血从她胸口渗出来，在月白色旗袍上晕开，像极了她病房窗台上那盆凋谢的茉莉。 1983年的清明，翻修中山路工地的工人挖出个生锈的铁盒。 里面除了早已失效的密电码，还有张烧焦一半的照片： 穿护士服的刘惜芬抱着个瘦小的伤员，阳光从她耳后照过来，年轻的脸庞干净得像从未见过黑夜。 照片背面有行小字，墨迹被岁月泡得模糊，勉强能认出：“等天亮”。 主要信源：（人民日报——刘惜芬：面对酷刑 坚守秘密（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