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姆坐在门斗边的门口，暗地里对他摇手，他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装作走错门的样子，转身离开。 1949年，整个川康地下的局势正经历着一场极为惨烈的雪崩，危机的源头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开始，这人软骨头一跪，紧接着就供出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 特务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顺藤摸瓜一路杀到成都，最要命的是，身居高位的蒲华辅被捕后没能扛住，也叛变了。 这一连串的骨牌倒下，意味着特务手中掌握了大量核心名单，整个地下组织的脑袋都被悬在了裤腰带上。 在此之前，马识途其实已经几次三番地把脑袋从阎王爷那儿拽回来过，1941年的鄂西特委惨案，他失去了妻子刘蕙馨和刚满月的女儿，那份刻骨铭心的痛，把他原本就敏锐的神经磨砺得如同雷达般精准，就在蒲华辅叛变前后，这种被鲜血浸泡出来的直觉救了他两次。 第一次是在接头点，由于蒲华辅当时尚未察觉自己被盯梢，甚至还要约马识途见面，马识途人还没进场，鼻子就先嗅到了异味——四周那几个看似闲逛的路人神色不对。 他当机立断切断联络撤离，结果他刚走，蒲华辅就被捕了，第二次更是惊险，特务已经在去搜查蒲华辅家的路上，幸亏蒲的妻子郭德贤是个刚烈又机警的女性，被抓前硬是托邻居邱嫂送出了信。 就在马识途锁门准备出门参会的瞬间，迎头撞上了跑来报信的邱嫂，两人若是错开半分钟，马识途这三个字恐怕就要止步于1949年。 但最让人后背发凉的考验，还是发生在王仲雄公馆的那一幕。 当时为了躲避风头，马识途和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躲进了一个叫王仲雄的同志家里，这地方原本是个极好的掩体。 王仲雄的父亲是温江专员，特务们就算知道点风吹草动，碍于这层权势关系，也不敢在大半夜不管不顾地破门拿人，只能在大厅候着，打算第二天一早再把人带走问话，这微妙的“顾忌”，给死局留下了一道生机。 那晚街上冷得刺骨，夜风里裹着让人哆嗦的寒意，马识途结束了一天的活动，正准备跨进公馆的大门，就在这个瞬间，他看到了一幅极不寻常的画面： 门斗的阴影里坐着一个人——是房东家的保姆，姚三妹。 按理说，那个点钟保姆早该歇下了，或者至少该在屋里忙活，她一见马识途的身影出现，没有说话，更没有大喊大叫，只是在黑暗里极快地、暗地里冲他摆了摆手。 那动作很轻，却像一道炸雷劈在马识途的脑门上，他连一秒钟的迟疑都没有，立刻收回迈出去的那只脚，脸上的表情瞬间切换，装作是一个走错了门的糊涂路人，骂骂咧咧或者若无其事地转身消失在街道的夜色中。 转身的那一刻，他浑身的汗毛孔可能都炸开了，特务其实就隔着几堵墙，甚至可能就在前厅盯着大门的方向。 但危机远没有解除，最大的隐患是还没回来的洪德铭，老洪虽然胆色过人，但这人实在太耿直，不像马识途那样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若是他大大咧咧一头撞进公馆，那就全完了。 马识途没敢走远，他把自己藏进了几条街区外的一个小馆子附近，他担心公馆外已经布下了暗哨，更担心时间差。 那一分一秒的流逝，在等待者的心里被拉得无限漫长，他不断回望公馆的方向，心里盘算着如果洪德铭落网，自己该怎么做最后的补救。 直到深夜甚至凌晨时分，洪德铭的身影终于出现了，幸运女神这次眷顾了勇敢者，尽职尽责的姚三妹依然守在门口那个不起眼的位置，洪德铭在踏入陷阱前的最后一刻，也捕捉到了那个救命的手势，借着夜色的掩护迅速隐匿了身形。 两人后来在那家小饭馆或者街角的暗影处汇合时，脸色估计都煞白，那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不需要多大声音，两人都知道这座公馆已经不能再去了。 马识途迅速带着洪德铭在这个已经不再安全的城市里穿梭，利用记忆中那些备用的安全屋进行紧急转移，为了防备身后跟着“尾巴”，他们在寒风里一前一后，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每一个路口的停顿观察，都是在和死神博弈。 这之后的事情，就是历史书上波澜壮阔的一笔了。 这次死里逃生后，他们知道川康地区已经成了特务疯狂反扑的重灾区，两人迅速组织剩下的同志转移、撤退，尽最大努力把叛变带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随后，他们从这里撤离，取道香港，那里成了短暂的喘息之地。，再后来，两人分道扬镳去完成各自的使命——洪德铭去了长沙，参与了那里的和平解放；马识途则一路北上，后来跟随四野大军南下，在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进军中协助解放了武汉。 如今回过头看，若是没有那位平凡保姆姚三妹在门斗边那一记无声的“摇手”，若是没有邱嫂的冒险报信，若是马识途稍有迟钝，如今的电影屏幕上可能就不会有《让子弹飞》的原著《夜谭十记》，我们也无从得见那位晚年依然书法义卖助学、豁达乐观的百岁老人。 信源：人民网 《成都解放十几天后 马识途为何要写这两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