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大国小国总敢欺负中国？根本不是国力弱到任人宰割，而是毛主席说透的一句话——整个中国社会各阶层都软了，像没骨头的人，自然谁都敢来踹一脚。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这种“软”不是枪炮不如人那么简单，而是渗透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里，从庙堂到民间，从军队到田垄，到处都透着一股腐朽的气味。 就说鸦片战争那会儿，英国人的舰队开到了沿海。按说咱们的炮台修得挺结实，大炮也摆得威风凛凛，可真打起来就露了馅儿。有的炮弹打出去不炸，捡回来撬开一看，里头灌的不是火药，竟是沙子！ 后来才慢慢传出风声，原来是管军火的官员早把火药钱揣进了自己兜里，临时拿沙子凑数充样子。 这可不是个别现象，层层克扣、虚报冒领成了惯例。你说前线的兵勇能不知道吗？但知道了又能怎样，谁都活在这个烂透了的体系里，久而久之，连愤怒的力气都没了，只剩下一声叹息。 这种风气到了甲午战争前就更明显了。慈禧太后要过六十大寿，那可是举国上下“最要紧的事”。修园子、搭戏台、备贡品，处处都要钱。钱从哪里来？户部的账上倒是写得清楚：有一笔款子本是拨给北洋水师买新式锅炉和速射炮的。 但太后那边用度紧张，这笔钱转眼就被挪去办了寿诞。李鸿章几次上奏陈情，得到的回复总是“暂且缓办”。 结果日本联合舰队悄没声地装备了最新的速射炮，咱们的军舰却还用的是老式锅炉，炮也比人家慢好几轮。海战打起来，火力根本跟不上，这能全怪将士不用命吗？ 再说说水师内部。早年北洋水师刚成军时，纪律严明，训练刻苦，在远东也是数一数二的。可时间一长，风气就渐渐变了。 有些高级军官觉得在船上待着又苦又闷，时常找借口溜回岸上宅子里享清福，甚至有人把家眷都接到基地附近常住。底下的士兵有样学样，操练也松懈了。有外国顾问曾看见兵舰的炮管上公然晾晒着裤裆衣衫，提意见也没人当真。 更荒唐的是，舰队用的燃煤也出了问题。本来该供应优质的开平煤，但管事的把好煤偷偷卖了高价，换成了劣质的碎煤矸石。这种煤烧起来烟浓火弱，航速上不去，还没开仗，老远就被敌人望见黑烟了。一支舰队连最基本的燃料都被动手脚，这仗还怎么打？ 军队是这样，民间更是苦不堪言。光绪年间，河南、山东不少地方，佃户交给地主的地租能高到收成的七成。遇到灾年，地里几乎颗粒无收，可租子一粒不能少。老百姓手里没有余粮，官府征税的胥吏却照样上门。 走投无路之下，卖儿卖女的惨剧遍地都是。有地方县志里记着，灾荒时路边常有插着草标的孩子，换不来几斗米。社会底层的民众终日为了一口吃的挣扎，哪里还有心思关心什么海防、什么国耻？ 朝廷和老百姓之间，仿佛隔着一堵无形的高墙，上面的人醉生梦死，下面的人苟延残喘，整个国家像一盘散沙，捏不到一块儿。 等到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的消息传来，一些读书人才真正被刺痛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抱着救亡图存的热忱，推动光绪皇帝搞起了戊戌变法。他们想学习外国的制度，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办实业，折子一道接一道地递上去。 可是这场变法只持续了一百零三天。为什么这么短？表面上是慈禧太后和守旧大臣反对，深层原因却是变法压根没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那些举措对于终日劳作的农民、对于不识字的百姓来说，太遥远了。 他们最切身的感受是加税，因为办新政也要钱。而地方的豪强、八股的秀才、惯性的官僚，更是纷纷抵触。变法就像一场局限于紫禁城和文人圈子的急雨，没能滋润到干裂的土地。 最后谭嗣同那几位志士血溅菜市口，围观的老百姓多半只是麻木地看着，甚至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知识分子的呐喊，在沉寂的社会里只激起了微弱的回响，很快又归于沉寂。 所以，为什么晚清总被欺负？根本不只是船不坚炮不利。你看同一时期的日本，同样被西方打开国门，却能举国一心搞明治维新，省吃俭用买军舰，连天皇都带头捐款。而大清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一种“软”。 这种软，是官员贪墨时的肆无忌惮，是军队纪律涣散时的视若无睹，是宫廷奢靡时的心安理得，也是民众麻木时的无可奈何。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失去了担当，精英阶层失去了锐气，民众失去了希望，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具看似庞大却没了骨头的躯壳。 别人踹上一脚，它晃一晃、疼一疼，却连站稳并还手的力气都凝聚不起来。这不是单靠买几艘铁甲舰、造几门大炮就能解决的病，这是深入骨髓的病，是一个时代精气神的彻底流失。 直到后来，在巨大的屈辱和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这头沉睡的巨狮的骨头里，才又开始慢慢孕育出新的钙质，但那已是另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