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故事得从2012年说起。那一年，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有了个惊天发现——找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 这一下，整个物理学界都沸腾了。时任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的王贻芳和他的团队，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 他们迅速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在中国建一个周长100公里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 这个大家伙，目标就是把希格斯粒子研究个底朝天，精度要比欧洲的LHC高出整整10倍。 王贻芳心里有本账，他认为2016到2026年，是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黄金窗口期”。 因为欧洲那边虽然也有新计划，但要等到2047年才可能运行，日本的方案也还在推进中。 如果我们能抢先一步，中国就能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成为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 可问题来了，这么大的项目，钱从哪儿来？杨振宁的反对，刀刀见血，首先就砍在了钱上。 他估算，这项目总花费可能超过200亿美元，换算过来就是上千亿人民币。 他认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民生问题一大堆，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那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 杨振宁的第二个理由更扎心。他说，高能物理这玩意儿，过去70年的成果，有哪个直接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 未来三五十年也别指望。花这么多钱，搞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回报率太低。 更何况，项目一旦建成，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来用，最后可能90%都是外国人主导。 我们辛辛苦苦建好，诺贝尔奖却被别人拿走了，这不就是给人家做嫁衣吗？ 他还担心，这么一个“无底洞”式的项目，会把国家有限的基础研究经费都吸走。 当时，基础研究经费只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5%，一旦CEPC上马，像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这些同样重要的学科，可能连汤都喝不上了。 杨振宁的观点一出来，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毕竟，教育、医疗这些问题，大家都能切身感受到。 面对泰斗的质疑，王贻芳也毫不退让，立马写了篇文章公开反驳。 他解释说，项目没那么贵，第一阶段造价大概400亿人民币，分十年投入，国家出资300亿左右。 高能所过去的项目，预算控制得很好，超支率不到5%。 更重要的是，这不只是一个科学实验。 王贻芳强调，建设过程中，像超导材料、精密制造、医疗成像这些尖端技术，都会被逼着实现突破和国产化，技术溢出效应巨大。 就像当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为了处理数据搞出了万维网，谁能想到它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 这个项目能吸引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来中国，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数学家丘成桐也站出来力挺，认为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之一”，能极大提升中国的文明贡献度。 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国际物理学界其实普遍在观望，甚至期待中国能牵头干这件事。 因为中国的CEPC方案比欧洲的FCC提得更早，技术上也更成熟。 然而，这场神仙打架，最终还是影响了项目的命运。 2016年，CEPC项目提交到“十三五”规划评审，结果非常可惜，最终差一票落选。 这让王贻芳和他的团队备受打击。 但他们没有放弃，转头在2017年成立了“CEPC产业促进会”，联合了70多家企业，埋头攻关关键技术。 到了2025年，项目的加速器和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都已完成，可以说，技术上已经准备就绪。 但这事儿还没完。项目后来又冲击“十五五”规划，结果再次因为资金分配的优先级争议，未能入选。 时间不等人，如果欧洲的FCC项目在2028年左右获得批准，那中国的“黄金窗口期”就彻底错过了。 到时候可能就只能从主导者变成参与者，跟在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项目失败后，美国科学家只能去欧洲做研究一样。 回过头看，这场争论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 它背后是中国科技发展道路上一个深刻的矛盾：我们是该像杨振宁主张的那样，谨慎务实，优先解决眼前的民生和应用问题； 还是该像王贻芳呼吁的那样，着眼长远，大胆投资基础科学，去搏一个引领未来的机会？ 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项目的选择，更是一次国家发展战略的博弈。 最终的结果，将深刻影响中国在21世纪，能否在最前沿的基础科学领域，真正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