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36军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可是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对他说：你被捕了！ 刘万春1900年出生在河北交河一个回族家庭，早年求学经历奠定了他军旅生涯的基础。他先在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就读，1921年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包括战术和指挥训练。1923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二师，初期在第21混成旅第一团担任排长，负责边境地区的日常警戒和士兵管理。随着经验积累，他逐步晋升为连长和营长，在北洋军阀系统内积累实战经验。1931年，他转投阎锡山麾下，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参与地方防务规划。抗日战争期间，他升任绥远省游击军第二旅少将旅长，指挥部队在绥远地区开展游击作战，针对日军补给线进行干扰。这些经历让他在国民党军队中逐步站稳脚跟，但也暴露了他对旧势力的依附。 1927年的一次视察成为刘万春仕途转折点。当时蒋介石巡视部队，他正率士兵操练，未中断去迎接，却获蒋介石称赞作风严谨。此后，他仕途顺遂，历任团长、旅长、师长，指挥部队参与多项军事任务。1944年，他调升第三十五军少将副军长，次年晋升陆军中将。1949年1月，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11军军长，负责绥远防务。在解放战争后期，绥远成为国共争夺焦点，刘万春驻守归绥，面临双重压力。傅作义北平起义后，他成为双方拉拢对象，一面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另一面私下对国民党特使徐永昌透露意图，显示出立场摇摆。这种双面行为源于他对国民党旧关系的维系，导致起义后仍未彻底转变。 1949年9月19日，刘万春率第111军在归绥起义，随董其武一同通电脱离国民党。该军随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他继续担任军长，参与部队改造工作。起义初期，他表面配合整编，但暗中保持与国民党联系。起义后第六天，四名中共联络组干部遭枪杀，凶手为其直属部队，他迅速处决涉案人员以掩盖事实，此事被绥远省委书记潘纪文记录。1950年夏天，他派心腹营长李玉浩经香港潜赴台湾，带回蒋介石手令和委任状。这些文件藏于办公室，伴随密码本和特定电台频率，用于秘密联络。他以为行动隐秘，却不知绥远情报站已策反军统旧部武毓美，每条密电内容均被截获，包括“潜伏待机”等指令。 刘万春的这些举动源于对国民党效忠的惯性思维。他在国民党时期积累的忠诚，让他难以适应新政权框架。起义后，他指挥部下向中共工作人员投掷手榴弹，造成伤亡，后又处决知情者以销毁证据。这种破坏行为直接威胁绥远起义稳定，影响部队整编进程。华北军区情报部门通过监控，掌握其联络线路全貌，从李玉浩偷渡开始，每步行动均标注在态势图上。台湾密令竟从国民党遗留档案中查获，暴露其双重身份。会议原定绥远举行，后临时改北京，他未起疑，携带《绥远部队改造总结》北上。此行成为其被捕导火索，反映出情报工作的精准。 1950年11月，刘万春抵达北京后即被逮捕，审讯中面对完整证据链，包括密电记录和联络路线图。他被控通敌罪，按军法本应处枪决，但考虑到统战政策，聂荣臻审阅案卷时犹豫。傅作义在中南海参加政协会议，闻讯写三封检讨信，周恩来安慰其绥远起义功劳不受影响。毛泽东批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体现对起义将领的宽大处理，避免寒了统战对象之心。刘万春最终判处17年徒刑，在秦城监狱服刑。此判决源于历史教训，如刘邦杀丁公的覆辙，新政权不愿重蹈。 刘万春的案子在起义将领中并非孤例，许多国民党旧军官在新中国初期面临立场考验。他早年从保定军校起步，到抗日游击，再到解放战争的起义，经历反映时代变迁。但起义后反复，显示出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狱中岁月让他脱离军界，1976年释放时，已是七旬老人。晚年在北京政协挂名，参与文史资料编写，但试图美化自身，歪曲绥远起义历史。以董其武为首的起义人员对此提出异议，强调刘万春破坏起义事实。刘万春逝世于1993年1月，享年93岁，其一生折射出旧军官在新社会的适应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