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 军警突然包围南陵茶馆时，任弼时正盯着空荡的八仙桌发愣。 约好接头的同志迟迟没出现，他手心里的密信被攥得发潮。 三天前刚到安徽，组织反复叮嘱"最近风声紧"，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特务踹开门时，任弼时下意识把信纸往嘴里塞。 粗糙的草纸刮得喉咙生疼，没等咽下去就被按住肩膀。 领头的张队长满脸横肉，盯着他破烂的短褂子冷笑"装什么叫花子，我看你就是共党要犯。 "后来才知道，是内部出了叛徒，连他化名"胡少甫"来打工的身份都抖了出去。 审讯室的烙铁烧得通红，张克瑶把铁家伙摁在任弼时脚背上时，他疼得差点晕过去。 但嘴里只反复念叨"我就是来寻活路的"。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他们知道真实身份。 后来看档案才发现，这招还真管用，特务折腾了三天，硬是没从他嘴里掏出半点有用的。 押解去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遇到了来送水的彭佑亭。 这人是芜湖交通站的同志，眼神一对上就明白怎么回事。 趁着特务转身的空档，他压低声音说"家里情况不好，老婆还在上海等我"。 彭佑亭点点头，当天就把消息送了出去。 这种暗号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每个字都可能救命。 陈琼英接到消息时正在上海织毛衣。 她连夜找组织商量，第二天就以"家属"身份赶到安庆。 请律师、托关系，甚至找到钱庄老板帮忙疏通。 那段时间她天天往法院跑，高跟鞋磨破了底也顾不上。 后来听老辈人说，要不是她坚持"没证据不能定罪"，任弼时恐怕等不到释放那天。 安庆监狱的铁窗后来总能让人想起，那天任弼时销毁密信时决绝的样子。 敌人以为打断他的骨头就能摧垮意志，却没料到那些藏在心底的暗号、提前备好的身份、同志间的默契，早已经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这种在绝境里还能保持清醒的本事，或许就是共产党人最厉害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