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八一电影厂乱得很，造反派天天抓人打架。老员工陈播严寄洲被整得很惨。领导找王晓棠让她打小报告，但她死活不说。后来批斗会上问是不是有人指使，她说“我自己这么干的”。最后被认定是保老领导，发配林场待了六年 1966年的北京，空气里都飘着躁动的气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院墙挡不住外面的风浪。平日里灯火通明的摄影棚落了锁，剪辑室的胶片散落一地，曾经捧着剧本讨论剧情的老同事，转眼就成了互相揭发的对象。造反派的红袖章晃得人眼晕，他们冲进办公室，翻箱倒柜地搜所谓的“罪证”，陈播和严寄洲首当其冲。 陈播是厂里的老领导，一手抓着八一厂的创作命脉，严寄洲是赫赫有名的导演，拍出过《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的经典影片。两人都是王晓棠的前辈，也是她的伯乐。当年王晓棠凭着一部《神秘的旅伴》崭露头角，是陈播力排众议，让她担纲《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女主角，严寄洲更是手把手教她琢磨角色。在王晓棠心里，这两位前辈不仅是领导和老师，更是她在电影圈的引路人。 造反派把陈播和严寄洲关在小黑屋里，逼着他们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每天的批斗会成了家常便饭。有人看着王晓棠风头正劲，又是部队里的文艺骨干，就想让她站出来揭发两位前辈。厂领导找她谈话，话里话外都是暗示，说只要她肯开口，不仅能自保，还能往上走。王晓棠捏着衣角，指尖泛白，她看着领导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陈播同志是好领导，严寄洲同志是好导演，我没什么好揭发的。” 领导碰了一鼻子灰，不甘心，又找了她好几次。软的硬的都用上了，先是许她好处，说以后厂里的女主角都由她挑，见她不松口，又开始威胁，说她再这么顽固，就要跟着一起倒霉。王晓棠始终没松口，她心里清楚，一旦自己说了假话，不仅会毁了两位前辈的一生，也会毁了自己的良心。她宁愿自己受委屈，也绝不做昧良心的事。 很快，王晓棠就被推上了批斗会的主席台。台下的人喊着口号，声浪一阵高过一阵。造反派指着她的鼻子质问，为什么不肯揭发陈播和严寄洲，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她这么做。王晓棠站在台上，脊背挺得笔直，她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没人指使我，我自己这么干的。”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滚油里，台下瞬间炸开了锅。造反派认定她是在公然对抗，当场就给她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没过多久，处分决定就下来了：撤销王晓棠的一切职务，发配到河北的一个林场劳动改造，这一去，就是六年。 林场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冬天的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王晓棠跟着其他劳改人员一起上山砍树，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冻裂的口子渗出血，贴上胶布继续干。夏天的太阳毒得很，她扛着几十斤重的木头往山下走，汗水湿透了衣衫，后背晒得脱了皮。晚上回到简陋的宿舍，她就着煤油灯看书，有时候是剧本，有时候是文学名著，她从没放弃过对电影的热爱。 林场的老工人看她一个女同志干这么重的活，心疼她，偷偷给她塞两个窝头，劝她别太犟。王晓棠笑着道谢，说自己不后悔。她心里憋着一股劲，只要能保住清白，只要能等到云开雾散的那天，吃再多苦都值得。 六年的时间，足以磨平一个人的棱角，却磨不掉王晓棠的骨气。1972年，她终于被调回八一电影制片厂。重回熟悉的片场，看着曾经的同事，她红了眼眶。后来有人问她，当年那么做，后悔吗？王晓棠摇了摇头，说：“做人要有底线，不能因为怕吃亏就丢了良心。” 陈播和严寄洲平反后，第一时间就去找了王晓棠。三位老人握着彼此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却止不住地流。那段黑暗的岁月里，王晓棠用自己的沉默和担当，护住了两位前辈的清誉，也护住了一个文艺工作者最基本的良知。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王晓棠的选择算不上惊天动地，却足够让人敬佩。她没有趋炎附势，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凭着一腔孤勇，守住了做人的底线。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正直和善良，比任何一部电影里的角色都要动人。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