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上海，赫赫有名的商人丁永福，把自家的洋房全卖了，换成了美金。旁人都说

1949年的上海，赫赫有名的商人丁永福，把自家的洋房全卖了，换成了美金。旁人都说他傻，他却拿着这笔钱，扭头买了六张去美国的三等舱船票，头也不回地走了丁永福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老家在江苏南通，十五岁揣着两块大洋闯上海滩，从洋行的学徒做起，扫地擦桌子，端茶送水，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摸透了棉纱生意的门道。三十岁那年，他盘下一间小铺子，自己当老板，靠着诚信和眼光，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他在法租界买下一栋三层洋房，红漆大门，雕花栏杆，院子里种着两棵广玉兰，每到夏天，满院飘香。那时候的丁永福，是上海滩棉纱行当的红人，出门坐黄包车，身边跟着伙计，走到哪里都有人喊一声“丁老板”。 1948年下半年，上海的局势一天天紧张起来。街上的流言越来越多，有人说国民党要卷着钱跑了，有人说共产党要来了，要分富人的家产。丁永福的铺子，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棉纱价格涨得离谱，纸币攥在手里，转眼就贬值。他的老朋友，要么把资产转移到香港，要么关了铺子回老家。丁永福站在洋房的阳台上，看着外滩的霓虹，心里七上八下。他见过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婪，也听过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传闻，半辈子攒下的家业，他舍不得就这么没了。腊月里的一天，丁永福把中介喊到家里。中介一进门，就被洋房的气派惊住了，搓着手说：“丁老板，您这房子，地段好，户型好，少说能卖个天价。”丁永福没接话，只是指着院子里的广玉兰：“树不要砍，留给新主人。” 中介愣了愣，赶紧点头。消息传出去，街坊邻居都炸开了锅。有人说：“丁老板疯了！这洋房是他的命根子啊！”有人劝他：“再等等吧，说不定局势就稳了。”丁永福却没吱声，他心里有杆秤，乱世之中，房子再多，也不如攥着美金踏实。房子卖得很顺利，买家是个做西药生意的华侨，出手阔绰，直接给了美金。拿到钱的那天，丁永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坐了一夜。他看着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看着桌上摆着的生意账本，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第二天一早，他揣着美金，直奔码头的售票处。伙计劝他：“老板，买头等舱吧，三等舱又挤又脏，您哪遭过这罪？”丁永福摇摇头：“头等舱太惹眼，三等舱人多，不容易出事。”他买了六张票，一张给自己，一张给老婆，四张给四个孩子。 1949年4月的清晨，天还没亮，丁永福一家就拎着行李，悄悄出了门。黄包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到了码头，只见人山人海，都是逃难的人，拖家带口，大包小包，脸上写满了焦虑。丁永福攥着船票，领着家人挤过人群，好不容易才登上船。三等舱在船底，阴暗潮湿，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和霉味，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舱房里，连转身都困难。老婆皱着眉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丁永福叹了口气：“熬一熬，到了美国就好了。” 船开的那天，丁永福站在甲板上，最后看了一眼上海。外滩的钟楼，陆家嘴的烟囱，还有那栋他住了半辈子的洋房，都渐渐消失在视线里。风一吹，他的眼睛湿了。他想起自己十五岁来上海，想起第一次赚到大洋的兴奋，想起在洋房里招待客人的热闹。这些年的光景，像放电影一样，在他眼前闪过。船在海上漂了半个多月。三等舱的日子，苦不堪言。饭菜是糙米饭配咸菜，水是咸的，晚上睡觉，只能蜷缩在狭小的铺位上。孩子们哭着要回家，丁永福只能哄着他们：“到了美国，有牛奶喝，有面包吃。”他自己也没想到，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丁老板，如今会沦落到这般田地。到了美国，丁永福才发现，日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美金虽然值钱，但在美国，租房、吃饭、上学，处处都要花钱。他舍不得住旅馆，带着家人挤在唐人街的一间小阁楼里。为了谋生，他放下身段，去餐馆洗盘子，去码头扛大包，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曾经的伙计，如今见了他，都不敢认。几年后，丁永福攒了点钱，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卖些中国的土特产。日子慢慢稳定下来，可他却越来越想家。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解放了，社会秩序越来越好，曾经的老朋友，有的留在上海，继续做着生意，有的还当上了工商联的干部。他心里后悔，却又回不去了。晚年的丁永福，坐在纽约的小院子里，看着孙子孙女在草坪上玩耍。他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船票，那是1949年从上海到美国的三等舱船票。他常常对着船票发呆，嘴里念叨着：“要是当初没走，该多好啊。” 1949年的那个春天，丁永福做出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他以为卖掉洋房，就能保住家产，却没想到，他卖掉的，是自己的根。那个年代，有太多像丁永福这样的人，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紧紧绑在一起，成了一段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往事。个人的选择，终究躲不开时代的洪流。有些路，一旦踏上，就再也回不了头。那些被留在故乡的根，永远是漂泊在外的人，心底最深的牵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