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蒋红英在店里买菜，无意说起自己曾经是红军。店小妹也很健谈，聊起老红军爷爷的故事。听到一半，蒋红英惊呼：这是我丈夫。 1987年盛夏的郑州，空气粘稠得像化不开的糖稀，巷子口的知了叫个不停，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挪进了巷尾那家新开不久的小卖部，老太太名叫蒋红英，日子过得寡淡，早起遛弯顺手买块肥皂、打瓶酱油是她为数不多的日常。 那天热得人心烦意乱，蒋红英掏钱时眼神随意一扫，目光却被柜台旁悬挂的营业执照钩住了，上面写着一个名字：赵桂英，视线再往下落，那是那个姑娘的户籍地，大别山新县箭厂河，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一下子烫醒了她沉睡几十年的神经。 蒋红英握着肥皂的手抖了一下，嗓子发干，鬼使神差地问了句：“妮儿，你家里长辈也是新县的”看店的小姑娘被问得一愣，随即打开了话匣子，她说起自己的爷爷，那个在老家总是念叨过去的老头子，说他曾是红二十五军25团的团长，打仗不要命。 听着这些熟悉的番号和描述，蒋红英手里的肥皂差点砸在脚面上那个让她魂牵梦绕半辈子的名字，赵基生，就这么突兀地从一个小辈嘴里蹦了出来，在那一刻之前，这两个名字分别代表着两个早已“死去”的人。 这一段尘封的往事，原本被两人各自锁进了心底最深的角落，当年在红军队伍里，他们俩干的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情报工作，起初是为了掩护身份假扮夫妻在这个名为“潜伏”的戏台上，谁成想演着演着就动了真格。 没有红绸高烛，就在那破旧的祠堂里，窗台上摆几束野山菊，两人对着昏黄的油灯拜了天地，唯一的信物，是一枚被两人一分为二的银元断面粗糙，却咬合着彼此的性命命运在这个节点开了个恶毒的玩笑，战火一来，部队被打散，情报线断了。 蒋红英在一次任务中被子弹击穿，血泊中被好心路人救起，醒来时大部队早已不知所踪，她一路乞讨、养伤，流落到南京做保姆，好不容易回到老家，只剩老母相依，多方打听丈夫的消息，得来的回信全是绝望，有人言之凿凿地说赵基生已经牺牲了。 而另一头的赵基生，也在一次恶战中负伤躲进山洞，出来后听到的“确切消息”是：蒋红英在汉口战场被敌人的刺刀捅死这一对苦命鸳鸯，一个以为对方埋骨青山，一个以为爱人魂断江城。 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不让家中老母担忧，蒋红英后来不得不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老实铁路工人，搬到了郑州，把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连同那半枚银元一起埋藏赵基生则在徐向前元帅的证明下落实了红军待遇，在老家无奈娶了村妇，平淡地种了一辈子地。 直到1987年的那个下午，那枚藏在蒋红英抽屉最深处、早已氧化发黑的半枚银元重见天日，她用布手帕一层层裹好，郑重地托付给那个看店的小姑娘，让她寄回新县老家，她不敢去，怕是一场空欢喜，更怕打扰对方可能早已儿孙满堂的安稳。 新县箭厂河的老屋门槛上，年过八旬的赵基生正低头收拾着一堆干艾草，信到了，包裹打开，半块带着体温的银元叮当一声掉在他腿上，老人的动作僵住了，浑浊的眼睛瞬间蓄满了泪水，他哆哆嗦嗦地解开贴身的衣扣，从那个贴肉放了几十年的旧布包里，摸出了另外半块。 两块残币往一块儿一凑，裂纹严丝合缝“是她，真的是她”赵基生扔下艾草，在这个平静了五十年的院子里，哭得像个丢了魂的孩子，那时候他的发妻已然离世独自生活的他在得知蒋红英丈夫也已故去的消息后，所有的顾虑都化作了必须要见一面的执念。 但这场重逢，还要等到1994年，3月25日是一个寻常的春日，新县山路旁的迎春花开得正盛，像一排排亮起的黄灯笼，照亮了蒋红英归乡的路，长途车颠簸了八个小时终于停在了那个魂牵梦绕的村口。 两个老人就那么站着，隔着几米远，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霜雪雨，赵基生特意换上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拄着拐杖的手青筋暴起，没有偶像剧式的奔跑拥抱，他们只是慢慢地靠近，彼此凝视，眼里的泪水流得悄无声息，却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来得汹涌。 在场的儿孙辈、村干部，连同那几位闻讯赶来、拄着拐杖的老战友，无一不红了眼眶，那天，他们在新县民政局补办了迟到六十年的结婚证，村里为此热闹了一番，摆了三桌酒席，桌上没有山珍海味，只有炒豆角、红烧肉和金黄的玉米饼，但这顿饭吃得比当年的国宴还香。 席间，两位老人拿出各自保存的那半枚银元，当众合在了一起，那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像是给这漫长的苦难岁月画上了一个句号，婚后的日子，他们住在赵基生把老宅打通后的两间屋子里，窗台上，又像当年一样摆上了野山菊。 早晨赵基生泡茶，蒋红英就在院子里晾晒衣物，午后两人并排坐在竹椅上晒太阳，一个讲讲大别山的剿匪旧事，一个说说上海弄堂和郑州烩面的味道，那些曾经痛彻心扉的思念，如今都成了茶余饭后细碎而温暖的谈资。 信息来源：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