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的那么多功臣里，最冤的是谁？ 杀李善长，因为胡惟庸跟李善长商量谋反，李善长知情不报。 杀蓝玉，因为蓝玉手握重兵，狂得没边。 杀傅友德，是真的冤——“你为什么不带帽子”。 翻明史，那张“功臣死亡名单”排在那儿，越看越发凉。李善长、蓝玉、傅友德，三个名字挤在一块：一个被说知情不报，一个被扣拥兵骄横，一个只剩一个“卒”字。 真要把朱元璋按在病榻前问一句“谁最冤”，嘴上多半含糊，心里避不开的，多半还是韩国公李善长。七十六岁被拉出来问罪，离他在朝中挂印为相，已经过去十九年，离胡惟庸伏法，也过去整整十年。照理搁老家养老就行了。 麻烦在于，他没躺下去，活得硬朗，名声又大。 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大封功臣那天，朱元璋学刘邦，列了个“明初三杰”：徐达对着韩信，刘伯温对着张良，守后方的“大明萧何”，只给李善长。 粮草到不到，军械结不结实，兵源补不上，前线就要吃亏。 汉朝萧何看着关中，明朝李善长守着应天，位置不显眼，权力都扎在根上。 差别出在口碑。刘邦封萧何为第一功臣时，曹参浑身七十多处旧伤，攻城最多，心里不服的人不少。到李善长这边，洪武三年那次封赏，朱元璋宣布“大明第一功臣”，殿里一下子安静，没人站出来唱反调，那些平时倔得很的武将，也认这个账。 在同僚眼里，这是几十年累出的脸，在皇帝眼里，这样的共识就像一块厚墙立在面前。 满朝人提起“老大哥”，不约而同想到他，时间一长，刺眼。 名望高，有时候比兵权大还麻烦，兵可以收回来，众人的心收不回来。 有说法把他往“淮西勋贵总代言人”那里推。细看史料，他在淮西老部下里威望确实不低，却看不出多少结党谋私。一三六八年做宰相，一三七一年告老，在位三年，没有大错。以朱元璋那点脾气，真有人公开拉帮结派，早就砍了，不会等到七十多岁。 更像的情形，是他享受被当成“老兄长”的感觉。朱元璋看得明白，李善长自己也清楚。两人都翻过史书，都知道有个叫司马懿的老头，七十多岁闹出高平陵之变，把曹魏的权柄一把抓走，后来檀道济被一句“安知非司马仲达也”送命，李靖听到李世民提司马懿，也只好咬牙随军。 在这样的背景里看老功臣，活得久、功劳大，在皇帝眼里就难免带着一点说不清的威胁。李善长七十六岁还坐在那里，别人看是老成，朱元璋看，是个心病。 再把时间往前拨。胡惟庸案发时，李善长已经在乡下，不在政坛。十年以后，案子又被翻出来，据说蓝玉在捕鱼儿海大捷后，从北元那边搜出胡惟庸往来的文书，送到李善长那里，他看了看，压下不报。家里奴仆也站出来作证，说主子和胡惟庸互送礼物，私下来往不少。 对一个七十六岁的退休宰相，要找罪名并不难。 最后罗出的几条里，还有一条说他修宅子，从汤和那里借了几百士兵帮忙干活。 那会儿汤和早就中风失语，连话都说不利索，又怎么写奏章告他僭越。 蓝玉那边，戏又不一样。这个人打仗不要命，十五万大军一路杀到捕鱼儿海，战报写着“俘获七万七千”，封凉国公，风头压过一大片人，连出入宫门都懒得下马。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炸开，谋反、骄恣、结党，一股脑扣上来，牵连的大批勋贵一起清理。 傅友德则是第三种结局。跟着朱元璋征南征北，镇守西南，做到颍国公、太子太师。到了洪武二十七年，笔锋一收，只剩一句“颍国公傅友德卒”。别的材料里勉强能拼出一点：冬至宴上，他有一道菜没动筷子，被朱元璋训斥，不久就把两个儿子提着人头送回殿中，自己也跟着上路。官方只用一个“卒”字把一切糊过去，人间多了一句“你为什么不带帽子”的冷话，成了后人形容明初气氛的一句缩影。 站在朱允炆那张未来的龙椅来看，胡惟庸是旧宰相，蓝玉是旧战神，李善长是旧“老大哥”，傅友德这样的“卒”字是敲在旁边的边鼓。几层名字铺在前头，朱元璋在自己晚年，把危险想得很简单：有可能出事的人，宁可杀错，也不能留下。 这时候回头看李善长冤不冤，就不仅是他做没做那几件事的问题。 七十六岁的年纪，十九年前的宰相身份，十年前的旧案牵连，再加上一顶“第一功臣”的帽子，拧在一块，足够让皇帝心里别扭。 与其任他在孙子那一朝变成别人鼓动人心的旗号，不如在自己眼皮底下收尾。 刑场那天，南京城的风有多大，史书没写。 那个曾被叫作“大明萧何”的老人，听着官吏宣读罪名，许多字眼耳熟，却已经变味。远处那些被抄空的勋贵宅子，门环还吊在那儿，门后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帽子照样挂在墙上，脑袋却越来越少，这就是那个时代吹过来的一阵冷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