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堕胎药的张爱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滚。突然，孩子掉下来，她长舒一口气说：“终于下来了！”随后将孩子扔进了马桶里…… 这是36岁的张爱玲，漂泊异乡、身无长物时，被逼到墙角的一个决定。 她的命运从小就带着裂痕。出身晚清余晖下的没落大家庭，父母分道扬镳，母亲远走海外，她与父亲、继母相处不睦，最后愤而出走。来到上海，她靠笔打开一条路，《倾城之恋》《金锁记》让她在乱世中短暂站到聚光灯下。可战火与政局翻涌，很快把她的舞台连根掀翻。 1950年代，她先离开香港，再远赴美国，以为换一个地方就能换一条人生。现实却比她小说里的冷笔更刻薄：语言不畅，文化隔阂，她的才情在当地几乎无人问津，稿费少得可怜，甚至一度要靠救济金度日。 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她遇见了赖雅。 那时他已65岁，身材依旧高挺，鬓角生出白发，曾经也是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却穷得只能寄人篱下。两人在营地相处、书信往来，很快走到一起，相识不过数月，便在小屋共度良宵。 营期结束，他先行离开，她把身上仅剩的几十美元全塞给他。像当年把30万稿费寄给胡兰成一样，她一贯是把自己掏空去爱人的那种人。 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7月5日，她给赖雅写信，坦白怀孕的事实，一面描述身体的变化，一面倾吐惶惑。她知道这也许是自己唯一一次成为母亲的机会，却不敢正眼看它。钱从哪里来，房租怎么交，两个都身无长物的写作者，拿什么抚养一个孩子。 赖雅回信很干脆：孩子最好不要留，只要她堕胎，他马上与她结婚。他提的理由并不难懂，年纪太大，收入不稳，没有条件给孩子一个像样的家。 张爱玲并非没有犹豫。她清楚这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孩子，也明白1950年代的美国堕胎仍然游走在灰色地带，一个移民女人吃药流产，要冒多大风险。可她一生见惯了好梦破碎，比起道德上的指指点点，她更清楚现实这本账怎么算。 没有钱，没有依靠，怀胎生产也许只是把一个生命推向更深的苦境。 最终，她买来堕胎药，在纽约那间潮湿的小公寓里独自承受疼痛。孩子走了，她没有号啕大哭，只是虚脱般靠在浴室的墙上坐了很久。那一刻，她不是冷血，而是早就学会了把眼泪往心里咽。 不久之后，两人去市政厅登记结婚。婚礼简单得只剩下一张纸，却让她写信告诉朋友，自己“终于有了个家”。 婚后，他们在曼哈顿租着小公寓，房租、药费样样要省着用。她翻译《红楼梦》，校对英文稿，兼写小说，日子清苦却有几分文人的默契。闲下来，他们会一起去看电影，偶尔跳舞，到唐人街吃碗馄饨，说起旧上海的霓虹与阴影。 好景维持得不长。两年后赖雅突发重病，中风卧床。 她一边写稿挣钱，一边照顾这个比自己大近30岁的病人，卖掉母亲留下的玉镯，换钱请护工，自己也亲手端水送药，推着轮椅在公园里一圈圈走。婚姻里的浪漫早已退去，只剩下实实在在的守候。成婚第10年，他离世，她才45岁，却再也没有开启新的感情。 远在大洋彼岸的读者，只能从《色，戒》等作品里，看见她笔下愈发冷峻的人性剖面，少有人知道，她曾在纽约的浴室里，用一瓶药丸和一场剧痛，结束过一次做母亲的可能。 如果把1956年的那次堕胎，看成她一生的转折，不如说那只是她命运长河里翻起的一朵浪。 出身没落之家，经历离散、背叛，又在异乡孤身打拼，她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庇护，也未曾真正被哪段感情托举起来。与其把她的选择简单归类为“冷酷”，不如承认，那是一个被时代和现实逼到角落的女人，用最有限的筹码为自己谋求活路。 她没有成为“张太太”、“某人的母亲”，而是在漂泊与清苦中，把自己活成文学史上的一个名字。 多年以后，当人们再提起她，往往只记得那个目光清冷的女作家，很少有人想到，她曾经离“母亲”这个身份，只差一瓶廉价药丸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