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杀线之下：一个西方排他性文明的操作系统（3）原创 老鼠也有妈妈 鼠妈杂谈 优生学：从人口控制到生物筛选的“科学”跃迁如果说马尔萨斯主义只是将穷人视为“负担”，那么，“优生学”则试图通过“科学”手段，主动干预人类的繁衍过程，以“改良人种”、提升“国民素质”。“优生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的排他性逻辑从被动接受自然淘汰，转向主动实施人工筛选，是“斩杀线”思想谱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优生学”的诞生：高尔顿的“天才遗传”迷思“优生学”一词由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883年首创，意为“出身良好”。作为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深受进化论影响。他在研究英国杰出人物的家谱后，得出结论：天赋和才能是高度遗传的。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慈善和医疗进步，正在干扰自然选择，导致“劣等”基因泛滥，威胁整个民族的未来。高尔顿的初衷看似“高尚”——提升人类整体素质。但他所定义的“优等”与“劣等”，完全基于当时英国上层阶级的价值观：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财富。而“劣等者”则包括穷人、罪犯、精神病人、残疾人、有色人种等。制度化实践：从强制绝育到移民限制优生学思想迅速跨越大西洋，在美国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20世纪初，美国各州纷纷通过强制绝育法。1907年，印第安纳州成为第一个立法允许对“惯犯、白痴、强奸犯和已定罪的罪犯”进行绝育的州。到1930年代，已有30多个州效仿。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是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巴克诉贝尔案”。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判决书中写道：“三代低能儿就够了”，据此，一名被认定为“弱智”的年轻女子卡丽·巴克被强制绝育。据估计，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共有超过6万“不适者”被强制绝育。与此同时，优生学也成为限制移民的理论依据。1924年《移民法案》大幅削减来自南欧、东欧和亚洲的移民配额，理由是这些“种族”在智力和道德上“劣于”北欧人种。该法案的起草者之一、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公开宣称：“优生学是制定本法案的科学基础”纳粹德国的“终极实践”与战后反思纳粹德国将优生学推向了极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多次引用美国的优生学法律，称其为榜样。1933年，纳粹通过《遗传病后代预防法》，授权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癫痫、亨廷顿舞蹈症等疾病的患者实施强制绝育。到1945年，约有40万德国人因此失去生育能力。随后，优生学逻辑进一步升级为“T4安乐死计划”，以“仁慈”为名，系统性地杀害了约25万名身体或精神残疾者。这一计划的医生和官僚，正是后来负责管理集中营毒气室的骨干。可以说，大屠杀的流水线，正是从优生学的手术台开始组装的。二战后，优生学因与纳粹暴行的紧密联系而声名狼籍。然而，其幽灵并未消失。20世纪下半叶，一些国家仍以“计划生育”或“人口控制”为名，对少数族裔或贫困群体实施非自愿绝育。其核心逻辑：某些人的生命不值得延续，依然潜伏在社会意识深处。优生学在思想谱系中的枢纽地位优生学的关键作用，在于它完成了从社会经济排斥到生物性清除的桥梁搭建：它继承了马尔萨斯主义对“过剩人口”的恐惧；它借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话语；它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看似“客观”的“科学”分类工具；它最终为系统性清除铺平了道路。优生学证明，当一个社会开始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衡量人的价值时，离“斩杀线”就不远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暴力合法化如果说优生学提供了“筛选”的技术，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其注入了“前进”的动力。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核心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一理论很快被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等人挪用到社会领域，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过程：从生物学到社会学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也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他宣称，慈善、济贫、劳工保护等政策都是“逆向选择”，会保护“不适者”，削弱整个种族的竞争力。真正的社会进步，应该让市场竞争自由发挥作用，让强者胜出，弱者被淘汰。斯宾塞的理论迅速与当时盛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合流。资本家们欣喜地发现，他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不再是贪婪的表现，而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必要之恶”。帝国主义者们则宣称，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征服，不是野蛮的侵略，而是“高等文明”对“低等文明”的“引导”和“提升”。实践后果：全球范围的种族清洗社会达尔文主义为19世纪后期美国清除原住民提供了思想武器。在西进运动中，美国政府对原住民的政策从迁移逐步转向军事歼灭与文化灭绝，当时有军官宣称“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强制寄宿学校制度则通过剥夺原住民儿童的语言与文化，将其“原始文化”必须被“先进文明”取代的观念付诸实践。而野牛灭绝计划通过大规模屠杀野牛来摧毁原住民生计的做法，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切断不适者资源链”的逻辑高度契合。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在全球其他地区催生暴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人道主义”和“文明使命”为名，建立了刚果自由邦（1885—1908年）。他实行残酷的橡胶配额制，未完成任务的村民会被砍手甚至处死。据估计，在其统治的20多年间，刚果人口减少了1000万，占总人口的一半。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英国为镇压南非布尔人游击队，建立世界上首批现代集中营，关押20万布尔平民和黑人劳工，死亡率高达25%。英国媒体辩称：“这是为了加速不列颠文明在非洲的胜利。”希特勒深受“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将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等视为“劣等种族”和“寄生虫”。他推行“T4安乐死计划”杀害残疾人、遗传病患者等“社会负担”，建立集中营系统性地灭绝犹太人，造成600万犹太人死亡。社会达尔文主义完成了“斩杀线”思想谱系中最致命的一跃：它将经济排斥和社会歧视，升级为生物清除。它用“科学”和“进步”的外衣，为历史上最野蛮的暴行提供了合法性。为强权辩护的反人类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描述性的生物学规律与规范性的社会伦理。自然界的“适者生存”是一个无目的、无价值判断的过程。但人类社会是有道德、有法律、有互助传统的共同体。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法则直接套用于人类社会，不仅是逻辑错误，更是道德沦丧。更重要的是，它所定义的“适者”往往是权力的暂时拥有者，而非真正对文明有贡献的人。在殖民者眼中，“适者”是手持枪炮的白人；在资本家眼中，“适者”是积累最多财富的寡头。这种定义，完全忽视了合作、同情、创造等人类独有的高贵品质。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为强权辩护的反文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