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最大的浪费是人类的粪便：曾经人类粪便是个宝，城里经常发生为抢粪便而争斗不是新鲜事，而今天不仅城市里而且农村里粪便都成了污染物被处理，处理成本不计其数。 如果在几百年前的欧洲走上一遭，你走在凡尔赛宫的长廊或者巴黎的大街上得时刻提防头顶，因为伴随着一声“当心”，脏东西可能随时泼下来。 那时候的欧洲贵族穿高跟鞋的需求之一是应对遍地污秽，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北京城，局面却截然不同。 这里的街面相对整洁，并非因为哪怕一丝一毫的公共卫生自觉，纯粹是因为那一桶桶“金汁黄汤”实在太值钱，根本舍不得随便倒掉。 对于现代人来说，很难想象“争抢排泄物”曾是某种经济常态。在明清两代，北京城里衍生出一种叫“粪道”的特殊资产，这是一种划定了界限的特许经营权，竟然还能像房产地契一样传给子孙。 拥有了这份权利，就掌握了城市废弃物的专营通道。那些垄断“粪道”的“粪霸”看似地位低下，实则是当时社会里的隐形富豪。 比如著名的“粪霸”于德顺，靠着垄断粪道、欺行霸市倒腾这些无论怎么看都让人掩鼻的东西，愣是置办下了一千五百多亩良田和上百套宅院，甚至能逼迫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妥协。 这种对“肥料”的渴望并非毫无来由，早在西汉时期，先民就悟透了养分的秘密。在没有合成氨和磷酸盐的农业时代，粪便是维持土地肥力的重要支撑。 哪怕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远郊，为了争夺城市运出来的这些“有机资源”，农民之间大打出手的场面依然屡见不鲜。 毕竟，西汉的农书《汜胜之书》早就算过一笔账，用好了发酵后的“美粪”，能显著提升粮食产量。民国时期，一车晒干加工好的“粪饼”，能卖到十六块大洋，足以支撑一户普通人家几个月的开销。 然而，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生态闭环，在工业化肥普及后的短短几十年里彻底崩塌了。化学工业用一种看似更干净、更高效的方式，不仅斩断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循环，还把曾经的“宝贝”变成了巨大的负担。 现在，我们每按一次马桶冲水键，就意味着要消耗大量的淡水资源将养分冲进下水道。 为了处理这些混合了各种生活废水的“污染源”，全球大约消耗总电量的1.8%—5.4%来维持污水处理厂的运转，就是为了把那些本该滋养庄稼的氮磷钾分离出来，费劲地让它们变得无害。 这就造成了一个极为荒谬的资源错配：一边是化肥原料的不可再生危机，像是磷矿石这种资源，照现在的挖法可能撑不过百年。 另一边却是巨大的浪费与污染，冲进江河湖泊的富营养化物质，实际上折算下来能抵得上全球化肥需求的十分之一。 有研究指出，中国每年产生的人畜废弃物，理论上可提供的养分能替代部分化肥产能，若利用得当，将意味着省下巨额的天然气和煤炭，同时还消减了碳排放。 为了扭转这个死结，北欧的一些国家比如瑞典、丹麦，试图建立“热电肥”联产模式，把有机废弃物送进沼气池，发电供暖之余，剩下的沼渣回归农田。 我们国内农村虽然早有沼气池的尝试，甚至现在有了尿液粪便分离的马桶技术——将几乎无菌的尿液收集起来作为高效营养液，干粪用于改良土壤，但推广起来的阻力远比技术本身大得多。 在城市，这一头是心理障碍，哪怕技术能做到无害化，大家一听说是“污泥堆肥”种出的粮食，心里难免犯嘀咕。 更有意思的是，在国外甚至出现了“粪便银行”，健康人的排泄物成了医疗研究的抢手货，捐赠者还能领到相应补助，这似乎是“点石成金”在现代医学上的某种诡异回归。 但在更广大的农村，问题则现实得多。化肥太方便了，撒手即得，且价格低廉。相比之下，传统的有机肥要面临在山区丘陵地形下的高昂收集成本，如果不能产生直观的经济效益，没几个农民愿意舍近求远去搞生态循环。 人类对待排泄物的态度，从唐朝商人裴明礼靠“收破烂”积累万贯家财，到如今我们要支付昂贵的排污费来治理环境，完成了一次充满讽刺意味的价值倒转。 工业文明赋予了我们改造机器的能力，却似乎让我们弄丢了识别“真财富”的眼光。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农业面源污染或者化肥账单，更是一场关于如何重建“人与土地”连接的认知大考。 如果这仅仅被视为一种需要清除的垃圾，那我们将永远困在资源匮乏与环境污染的双重焦虑中，无法自拔。 信息源：《垃圾分类前传：抽水马桶与大粪之灾》界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