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大汉奸陶锡三在家里宴请日军。突然，她听到女儿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陶锡三跑过去一看，几个鬼子正在撕扯她女儿的衣服，陶锡三当时是当地维持会会长，为讨好日军，平日里对鬼子的恶行视而不见，甚至帮着欺压同胞。 陶锡三冲进房间的时候，裤腰带还松松垮垮挂在腰间，刚才他正跟日本军官推杯换盏，一口一个“太君英明”。女儿缩在墙角，衣襟已经被扯开，两个喝得满脸通红的鬼子兵咧着嘴笑，嘴里嘟囔着听不懂的脏话。陶锡三愣住了，那张惯于赔笑的脸瞬间僵住，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声音。 “会长，你这女儿……很漂亮嘛。”领头的鬼子小队长摇摇晃晃站起来，拍了拍陶锡三的肩膀，满嘴酒气喷在他脸上。 陶锡三的手指在发抖。他想起上个月，隔壁杂货铺老张家的闺女被拖进日军驻地，老张哭着来求他帮忙，他摆摆手说“皇军办事，少掺和”；想起上礼拜，街上卖菜的刘寡妇被当众调戏，他低头快步走过，还训斥围观的人“别惹事”。他帮日本人征粮、拉夫、抓“抗日分子”，总觉得只要自己够听话，总能换来自家人平安。 现在他明白了：在侵略者眼里，狗就是狗，喂得再肥，也不会把你当人看。 “太……太君，”陶锡三的声音干涩得像是从裂缝里挤出来的，“这是小女，不懂事，我让她给各位赔罪……”他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弯了弯腰，那副躬身的姿势，他对着日本人做了太多次，已经成了肌肉记忆。 女儿盯着他，眼泪糊了满脸，眼神里除了恐惧，还有种让他心慌的东西。那是看陌生人的眼神，或者说，是看一条摇尾乞怜的野狗的眼神。 鬼子兵哄笑起来，有人又伸手去摸女孩的脸。陶锡三脑子里那根绷了许久的弦，“啪”一声断了。他猛地扑过去，撞开那只脏手，把女儿护在身后。动作太突然，他自己都踉跄了一下。 屋里瞬间安静了。鬼子小队长眯起眼睛，手按上了军刀刀柄。“陶会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陶锡三张了张嘴。他想说“给个面子”，想说“我替皇军办过很多事”，可这些话卡在喉咙里，变得无比可笑。他有什么面子？他办的那些事，哪一桩不是踩着乡亲的血泪？他以为靠着墙就淋不到雨，却不知道这堵墙根本就是建在流沙上。 “她是我女儿。”陶锡三最终只挤出这么一句，声音不大，背却慢慢挺直了。原来挺直腰杆说话，是这种感觉。 结局没什么悬念。他被痛打了一顿，扔在院子角落里。女儿还是被拖走了，哭喊声由近及远，最终消失在夜色里。那些他宴请的“贵客”扬长而去，留下一地狼藉和死寂。 陶锡三躺在冰冷的地上，鼻青脸肿，肋骨可能断了一两根。他瞪着头顶黑沉沉的天，想起白天他刚帮着日军征完一批粮食，有个老大爷跪着求他留点口粮，被他一把推开。那时他觉得，乱世里顾全自己就不错了。可现在他连自己的女儿都顾不住。 更讽刺的是，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日军司令部传话过来，让他“好好养伤，继续为大日本帝国效力”。翻译官拍拍他的肩，语带深意：“陶会长，昨晚的事……是个误会，皇军以后会注意。你可要识大体啊。” 识大体。这三个字他过去常拿来教训别人。如今听着，像一把钝刀子割肉。 他继续当他的维持会长，只是话少了，背也更驼了。街坊邻居看他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畏惧或憎恨，多了点别的东西，那是一种看戏的冷漠，仿佛在说：瞧，报应来了吧。他走过街巷，听到的窃窃私语不再仅仅是骂他“汉奸”，有时还能听到低声的嗤笑：“活该，舔日本人屁股，舔到自己家闺女头上了。” 原来当走狗最可悲的，不是被主人踢打，而是连其他人都懒得同情你，只觉得你滑稽又活该。 那年冬天特别冷。陶锡三在一个清晨死在了自己的书房里，说是突发恶疾。葬礼冷冷清清，几个日本军官派手下送了副挽联，上面写着“鞠躬尽瘁”。女儿自那晚后就疯了，时哭时笑，总念叨“爸爸救我”。 有人说，陶锡三是郁结于心病死的；也有人说，他最后那段日子，常一个人对着空屋子自言自语，反复说着“我不是人，我连畜生都不如”。真假没人知道。他死后不久，维持会长的位置就换了人，新会长比他更殷勤，更懂得“识大体”。一切好像都没变，太阳底下，总有新的影子愿意跪下去。 陶锡三的故事，不过是那个年代无数悲剧里毫不起眼的一笔。他以为能靠出卖灵魂换一座避风港，结果发现灵魂卖掉了，风雨却从四面八方灌进来，连最后一点遮羞的屋檐都被掀了个干净。当一个人选择跪着求生时，他就该明白，从此以后，不仅敌人可以践踏你，连命运都能随时踹你一脚，而你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路，是你自己选的。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骨头软了，就真的再也直不起来了。可惜这个道理，太多人总要等到失去一切时，才懂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