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纷飞的雪花掩盖不住大地的疮痍，也掩盖不住战争的残酷。彼时，八路军政委蔡永在一次激烈战斗中身负重伤，部队为了不拖累行军进度，无奈将他安置在一户老乡家中养伤。这户人家，便是郭瑞兰父女。 郭瑞兰那年刚满十八岁，梳着两条粗黑的辫子，脸上带着山里姑娘特有的质朴和倔强。父亲郭大爷是村里的农会成员，早年受过八路军的接济，打心眼里认定这支队伍是咱穷人的队伍。部队护送蔡永过来时，雪已经下了半尺深，几个战士抬着担架，裤脚冻得硬邦邦的。郭大爷二话不说，掀开自家的土炕，把蔡永安置在最暖和的炕头，又让郭瑞兰把家里仅存的几升小米拿出来，熬成稠稠的米汤。 蔡永的伤在左腿，子弹嵌在骨头缝里，伤口已经发炎化脓，肿得比碗口还粗，疼得他整夜整夜地哼唧。那时候缺医少药，部队留下的半包消炎药很快就用完了。郭大爷急得团团转，想起山里有一种止血消炎的草药，便揣着镰刀，顶着漫天风雪往深山里走。 山路被雪盖得严严实实，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坑，他摔了好几跤，膝盖磕得青紫，好不容易才挖回一捆草药。郭瑞兰接过草药，用石头捣碎，又烧了一锅热水，小心翼翼地帮蔡永清洗伤口，再把草药敷上去，用干净的布条缠紧。 夜里的寒风刮得窗户纸呼呼作响，土炕烧得再旺，也抵不住刺骨的冷。蔡永的伤口疼得厉害，浑身直打哆嗦。郭瑞兰看着心疼，便把家里仅有的一床旧棉被拆了，取出里面的棉花，缝成一个小棉垫，又烧了几块砖头，用布包好，塞进棉垫里，放在蔡永的腿边。热乎乎的温度透过棉垫传过来，蔡永紧绷的身子慢慢放松下来，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醒来时，看到郭瑞兰坐在炕边，手里纳着鞋底，眼皮耷拉着，显然是熬了一夜。 日子一天天过去，蔡永的伤势渐渐好转，能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他闲着没事，就给郭瑞兰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讲外面的世界，讲革命胜利后，老百姓能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郭瑞兰听得入了迷，眼睛里闪着光，说等打完鬼子，她也要去参军，去打那些欺负人的鬼子兵。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日军的扫荡就开始了。这天清晨，村口突然传来几声枪响，紧接着是鬼子的嚎叫声和老百姓的哭喊声。郭大爷脸色一变，知道是鬼子进村了。他赶紧让郭瑞兰扶着蔡永，躲进后院的菜窖里。菜窖又黑又潮，堆满了白菜和红薯，郭瑞兰把带来的棉被铺在地上，又塞给蔡永几个红薯，小声说：“政委，你待在这里别出声，我和爹去应付他们。” 鬼子踹开郭家的院门时，郭大爷正坐在院子里劈柴，郭瑞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喂鸡的食盆。一个鬼子军官用枪指着郭大爷的脑袋，叽里呱啦地喊着，翻译在一旁吼道：“说！有没有藏八路军？不说就烧死你们！”郭大爷抬起头，面不改色：“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哪见过什么八路军！”鬼子不信，在院子里翻箱倒柜，刺刀戳破了棉被，掀翻了水缸，连炕洞都掏了一遍，还是没找到人。 一个鬼子注意到后院的菜窖，刚要走过去，郭瑞兰突然大喊一声，冲过去抱住他的腿：“你们不能乱翻！那是我们全家过冬的口粮！”鬼子被惹恼了，一脚把她踹倒在地，郭大爷扑上去护住女儿，被鬼子用枪托砸得头破血流。就在这时，村口传来一阵枪声，是八路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了。鬼子不敢久留，骂骂咧咧地撤走了。 郭瑞兰扶着受伤的父亲，跌跌撞撞地跑到菜窖边，掀开盖子时，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蔡永拄着拐杖，站在窖口，手里握着一把枪，显然是准备和鬼子拼命。看到父女俩平安无事，他松了口气，眼眶也红了。 半个月后，蔡永的伤彻底好了。归队那天，雪停了，太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郭瑞兰父女送了他很远，直到村口的大槐树下。蔡永从怀里掏出一支钢笔，递给郭瑞兰：“这支笔送给你，等革命胜利了，你一定要去上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郭瑞兰接过钢笔，紧紧攥在手里，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蔡永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再也没有见过郭瑞兰父女。直到全国解放后，他特意回到那个小山村，才知道郭大爷在一次掩护乡亲转移时，被鬼子杀害了。郭瑞兰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参加了妇女救国会，后来还当上了村里的妇联主任。她一直珍藏着那支钢笔，每逢有孩子上学，就会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 1940年的那场大雪，早就融化了。可雪地里的那份军民情，却像窖里的白菜，经得住岁月的窖藏，永远鲜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正是无数个郭瑞兰这样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八路军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他们没有扛过枪，没有立过功，却用最朴素的善良，撑起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