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钱钟书因病离世，88岁的费孝通对杨绛展开了追求。没想到杨绛的一句话就让费孝通打消了这个念头。杨绛说：“楼梯不好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 那天在楼梯口，杨绛扶着扶手，抬头对费孝通笑了一下，说楼梯不好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话说得极轻，却像一扇慢慢关上的门，把一段缠绕了大半生的情愫收在门外，也把她对逝去丈夫的坚守悄悄亮了出来。 这一句深藏机锋的客套，要从他们少年时说起。二十世纪初的苏州和上海，女校里出现了两个特别的身影：一个是被母亲塞进振华女中的男生费孝通，一个是剪着短发、被叫作“洋学生”的杨绛。 费孝通本就内向老实，在男校常被欺负，母亲想出“绝招”，让他去读女校，以为女孩子会温和些，结果反被捉弄得更厉害。 只有成绩出众、举止大方的杨绛，很少真正伤他面子。后来，她也会跟着同学画他的丑像，可他心里并不难过，反而暗暗觉得，能被喜欢的人注意，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中学毕业后，两人又一同考入东吴大学。杨绛家世不俗，见过大城市的世界，又聪慧好学，在校园里自然成了焦点。 追求她的人渐渐多起来，费孝通开始有了不安，他觉得自己与她门第相当，又是中学大学一路同窗，比谁都更懂她，于是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在同学面前宣称，追杨季康得先走他的“门路”。 可在杨绛心里，感情从不是按“资格”分配的。真正打动她的，不是青梅竹马的时间长短，而是能不能在精神上相互照应。 1930年前后，费孝通萌生转学燕京的念头，临行前向她探试关系，杨绛平静回了一句，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程，你不是我男朋友，我也不是你女朋友。 这话像一条干净的界线，把友情留在原处，也把他的那点小心思挡了回去。 不久，他听说杨绛与清华才子钱钟书相恋，忍不住写信表明心迹，还当面表示，自己陪伴多年的情分不会比后来的男子浅。杨绛只好严肃地说，如果他再这样，两人就只好绝交。自尊心与情感错杂在一起，让他只得带着失落抽身远去。 此后命运仍不时把他们拉回同一幅画面。清华园里，他们成了同校人，他把这对伉俪当作一生的朋友。 自己则在社会学、人类学的道路上一路走下去，先是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成婚，又在田野调查中遭遇新婚丧妻的巨变，只能把悲痛压进心底，化成学术上的执着。再婚之后，他与孟吟相守半个世纪，直到晚年独居。 另一边，杨绛与钱钟书从清华到牛津，从战火中的上海到北京胡同，共同熬过动荡岁月。她放下外界的光环，挑起家务，把自己安在“贤妻”“知己”“合作者”三重身份里，让钱钟书可以安静读书写作，也在间隙里写出《称心如意》等作品，证明自己并非只是某位大先生身后的影子。 他们相伴数十年，彼此视作此生唯一的伴侣。 1998年，钱钟书离世，杨绛一边整理遗稿，一边承受丧夫之痛。也就在这一年，八十八岁的费孝通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早年的欣赏与遗憾，在岁月沉淀后变成一种复杂的情感，他开始频繁写信打电话，关切她的生活，话语间隐隐有试探。 杨绛心里明白这种关心背后的意味，却只能以平稳而不逾矩的方式回应。直到那次冬日探访，他坐在客厅里，含蓄提起“晚年有个伴或许更好”的话题，她没有正面展开，只是在送他下楼时，回头说出那句看似寻常的话。 “楼梯不好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 表面上是体贴老人的腿脚，话底下的意思却再清楚不过：今后的路，请停在朋友这一级台阶上，不要再往上攀爬。她对钱钟书的感情，已经占满了她的余生空间。 费孝通听懂了，只是苦笑一下，此后不再“知难而上”。他偶尔来信，只谈学术与近况，杨绛也温和回信，两人重新回到最初那种平淡自然的老友状态。 后来他在信里写，人生如梦，我们都在梦中行走，愿你一切安好。再往后，他在九十五岁时离开人世，杨绛在一百零五岁时合上自己的最后一页。 回望这一生，她把爱情给了钱钟书，把懂得与惋惜留给了费孝通，把清醒和自持留给自己。正因为从不拿友情做感情的过渡，也从不对迟来的心意抱有暧昧的幻想，她才能在情感风波面前始终站在自己选定的位置上。 那句看似轻描淡写的“别知难而上”，既是对一位老友最后的体面，也是对一段毕生爱情最坚定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