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朱老总回忆，红军长征打到遵义后，为了进行修整补充体力，给士兵们一人发了5角“伙食尾子”，让他们自己去街上买点好吃的。有一个新加入的战士用这笔钱吃了一次肉，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跟着红军能吃上肉，这辈子值了！” 这5角钱，在1935年的遵义可不是小数目。当时一斤大米才8分钱，一斤猪肉不过3角，5角钱足够一个战士买上一斤多肉，再配点青菜改善两顿伙食。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笔“巨款”，却让无数像那个新战士一样的年轻人，觉得找到了这辈子最靠谱的归宿——要知道，红军长征出发时，战士们大多身无长物，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煮皮带，能填饱肚子都成了奢望，更别提吃肉这种“奢侈事”。 那个逢人就念叨的新战士，名叫王小栓，是贵州湄潭县人，加入红军还不到半个月。他家祖祖辈辈都是佃农，父亲早年间被地主逼债活活打死，母亲带着他和妹妹逃荒，妹妹在途中饿死，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 红军打下湄潭时，王小栓正躲在山坳里挖野菜，看到红军战士不仅不抢老百姓东西，还把仅有的粮食分给受灾群众，他当即就跟着队伍走了。出发前，他兜里揣着的，只有母亲临终前塞给他的半块干硬的红薯，那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东西。 遵义城里的街头，因为红军的到来渐渐恢复了生机。王小栓攥着那5角钱，手心都攥出了汗，在集市上转了三圈，看着卖包子的、炸油糕的，又瞅了瞅挂着腊肉的摊子，最终还是停在了一个猪肉摊前。 摊主是个本地人，见他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眼神里又馋又怯，主动切了一大块五花肉，只收了他3角钱，还额外送了一把葱花。王小栓捧着肉，一路小跑回到宿营地，找炊事班借了口小锅，加水煮肉，连盐都没放，就那么白煮。 肉香飘出来的时候，周围的战友都围了过来，有人打趣他“小栓子，这下可解馋了”，他红着脸嘿嘿笑，却把煮好的肉分成了好几份，硬塞给旁边几个受伤的战友。 自己碗里只剩下几块瘦肉，王小栓却吃得格外香。他小口嚼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长到18岁，他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的肉，第一次不用饿肚子，第一次感受到有人把他当亲人。 从那以后，他逢人就说那句“跟着红军能吃上肉，这辈子值了”，不是炫耀，是打心底里的满足。后来在娄山关战役中，王小栓抱着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人的碉堡，冲锋时还喊着“为了能让更多人吃上肉，冲啊”，最终壮烈牺牲，年仅18岁。 朱老总每次回忆起这件事，都忍不住红眼眶。他常说，红军从来不是靠武器精良，而是靠人心齐。那5角“伙食尾子”，是红军实行经济民主的体现——部队行军作战，伙食账公开透明，结余的钱全部分给战士，官兵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军饷被军官层层克扣，有的士兵一年都见不到一分钱，甚至还要被强征苛捐杂税，而红军的5角钱，不仅填饱了战士的肚子，更暖了他们的心。 除了王小栓，还有太多战士把这5角钱花在了“刀刃上”：有的战士买了几斤盐巴，揣在怀里，行军时给受伤的战友清洗伤口；有的战士买了针线，给身边的战友缝补磨破的军装；还有的战士把钱分给了遵义城里的穷苦百姓，因为他们看到老百姓的日子比自己还难。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让红军和百姓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遵义百姓主动给红军带路、送粮食、照顾伤员，成了红军修整补充的坚实后盾。 要知道，1935年的红军，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湘江战役后，部队损失惨重，士气受到极大影响，而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领导方向，这5角“伙食尾子”，就像一剂强心针，让战士们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重新燃起了斗志。 朱老总说，战士们要的从来不多，一顿饱饭，一句关心，一个公平的对待，就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跟着红军，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是为了能让自己、让家人、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吃饱饭、不受欺负，都能堂堂正正地活着。 那5角钱和一顿白煮肉，承载着红军的初心，也见证着战士们的信仰。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正是这些微小却真切的温暖，支撑着红军战士们跨越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 他们用朴素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书写了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凝聚力，从来不是靠物质的堆砌，而是靠人心的向背；真正的信仰，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满足和最纯粹的坚守里。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