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后人在故乡发起了一次祭祖活动，并准备了75桌席，足够650人就餐，未曾想，这次祭祖活动却吸引来了上千人参加。 祭祀的主角刘文彩，正是过去数十年里被写进《地主罪恶录》、地方志和教科书的那个“大恶霸”。 他出生于1887年的安仁镇，早年靠贩私酒糊口，真正让刘家权势暴涨的，是弟弟刘文辉。这位出身保定军校、后来在四川成势的军阀。兄弟二人形成分工：刘文辉掌兵权，刘文彩掌财权，四川一度成了“流水的政府，铁打的刘家”。 在这样的格局下，刘文彩借军权之势，一手垄断河运、商贸、盐业、烟酒专卖等关键产业，特别是鸦片和烟草生意，通过清除竞争者、加征苛捐杂税、放高利贷等手段，从老百姓手中搜刮上千万银元。到解放前，他控制的土地已达数千甚至上万亩，被视为四川最大的地主之一。 更令当地人刻骨铭心的，是他制造的一系列血案。屏山县农会组织抗税运动后，农会骨干和地方干部被成批杀害，六七十名会员惨遭屠戮。 1931年前后，多名地下党员被抓捕并活埋，“五人堆”等事件长期被当作典型案例记载。对许多普通农户来说，“刘家的一分钱都带着血”，并不是夸张的比喻。 也正因为如此，当刘氏后人在祭文中大肆吹捧刘文彩“仁义”“行善济世”，把他塑造成忧国忧民的慈善家时，在场不少村民难以接受。有人当场摇头离席，有人则翻出家中珍藏的《地主罪恶录》和地方志，对照上面的记载质问刘家：修路、办学有没有，其它人命账要不要一起说清楚？ 事实上，刘文彩在地方社会确实留下过一些“善行”的痕迹。在他的主导下，安仁镇修过连接周边村镇的土石公路，他出资创办的文彩中学也在建国前运转了二十余年，为本地提供了一定的教育资源。 也正是这些内容，被后人挑出来放大，写成展板、挂上会场，试图借此搭建一个“乐善好施”的新形象。 问题在于，当这些“善举”被单独抽离出来、置于聚光灯下时，那些因为高利贷破产自尽的农户、在镇压中丧命的农会会员和农民，却被推到了叙事的阴影里。 现场不仅有村民站在展板前讲述自己的记忆，还有媒体记者当面发问：“一个人修了一所学校，就能抵掉他逼死的那些人吗？”类似质疑很快被传播到互联网上，引发网友对“能不能给恶霸翻案”的激烈争论。 舆论场上，一边是家族后人打着“历史还原”的旗号，抓住修路、办学这些事实为祖先争一份体面；另一边，则是受害者及其后代反复强调的血债与压迫记忆。 有人贴出刘文彩洋楼的照片，对比当年破败农舍，质问财富从何而来；也有人晒出文彩中学的毕业证书，承认自己曾受过教育恩惠，却同样无法接受把一个恶霸包装成慈善家。 在争议持续发酵之后，学界基于档案材料，进一步梳理了刘文彩在1920、1930年代非法兼并土地、建立高利贷网络、参与暴力镇压的记录，同时也承认他确实出资修路办学，文彩中学在建国前运转多年、培养过一些地方人才。 这种“既有罪行，又有某些公共建设”的复杂形象，本身就否定了任何一方的简单定性。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某一条路、某一座学校应不应该被记住，而在于：我们如何把这些记忆放在一条完整的历史坐标上。 若只强调“善行”而刻意淡化“恶行”，所谓的“还原历史”，就会沦为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若只留下仇恨而抹去全部事实，又容易陷入另一种单一叙事。 刘氏后人想为家族找回一点颜面，从人情角度说不难理解，但这份体面不能以选择性记忆为代价。正如不少评论指出的那样，人民的记忆不能被任意篡改，历史也不是某个家族可以独占和重写的私产。 像刘文彩这样一生为恶却又曾办过学校的人，能不能被简单翻案，答案也许早已写在那些无名冤魂的墓碑和档案纸页上，而不是写在一场热闹非凡的祭祀仪式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