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名老妇人在参加一场宴会时，发现一副皮手套上的图案，居然是自己当年给儿子刺的纹身，这是一副人皮手套！ 水晶灯下的晚宴本该是觥筹交错的社交场，海琼夫人的目光却被玻璃展柜里的展品钉住了。 那副棕褐色皮手套在聚光灯下泛着诡异的光泽，虎口处盘旋的荆棘花纹，像一把生锈的锥子扎进她的眼睛十七年前在儿子手腕内侧刺下的家族徽记，连针脚歪斜的细节都分毫不差。 邻座的威廉太太还在兴奋地低语，说这是主人康拉德从东德带回来的“战利品”。 穿军装的伊尔斯突然冷笑出声，金属打火机在掌心转得飞快。 “见过真东西吗？”女人涂着猩红指甲油的手指点向展柜，“这皮质软得像婴儿皮肤，可不是普通工匠能做出来的。” 海琼夫人的指甲掐进了丝绒手套里。 1944年深秋，19岁的汉斯戴着她绣的护腕奔赴前线，临走前非要在手腕刺上家族徽记，说这样就能带着妈妈的祝福回来。 可最后等来的只有一封印着黑十字的阵亡通知书，连遗体都没能找回。 她颤抖着摸向展柜，冰凉的玻璃映出自己扭曲的脸，手套内侧隐约可见的淡红色印记，像极了汉斯小时候烫伤的疤痕。 警察在伊尔斯的地下室搜出了六个标着编号的木箱。 第三只箱子里除了几副不同尺寸的皮手套，还有一本泛黄的相册，最后一页贴着汉斯的士兵证照片。 这个曾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女军官，在法庭上始终挺直脊背，说那些“材料”都是“自愿捐赠”的战俘。 海琼夫人隔着铁丝网看着她，突然想起汉斯信里写过：“我们排长说，伊尔斯上尉看人的眼神，像屠夫挑牲口。” 战后的柏林审判总是匆匆忙忙。 当法官念出“证据不足，改判十五年”时，海琼夫人突然从包里掏出那副作为证物的手套。 法庭里的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都看着她将手套轻轻覆在自己布满皱纹的手上，虎口处的荆棘花纹恰好与她老年斑重叠。 “这针脚，”她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是我教汉斯缝补袜子时用的锁链针法。” 如今那副手套被锁在柏林档案馆的恒温柜里，编号731。 去年冬天我去参观时，管理员指着玻璃柜说，每个月都有位白发老妇人来站半小时。 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手套上投下细长的阴影，像极了当年海琼夫人给汉斯刺纹身时，窗外飘落的雨丝。 有些伤口不会随着时间愈合，它们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记忆，永远留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