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在荷兰鹿特丹，一位96岁高龄的华人老者在寓所藤椅上沉沉睡去，再也没能醒来，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老人都保持着一个奇怪的习惯：长时间面朝东方发呆，嘴里总是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一句话：“他们早就不需要我了。” 钟松1924年投身黄埔军校，本来是一期生，结果生场大病，转到第二期，和胡宗南成了同学。毕业后从基层干起，当连长、营长，一步步爬上去。 抗日爆发前，他已经在部队里混出点名堂。长城抗战，他守南天门，面对日军一个联队的猛扑，没硬扛装备差距，而是搞出轮换战术，机枪侧翼交叉火力，步兵三组轮流打、歇、补弹，扛了两天两夜，阵地没丢。这事让他在军中有点声誉。 滇西反攻，他当第二军副军长，正拉肚子拉得厉害，但没躲后方，亲自观察阵地，发现日军碉堡西侧坡陡，防守弱，就挑三百山地兵夜袭炸了通风口，一下捅破防线。这仗让他拿了青天白日勋章。 抗日胜利后，钟松调到西北战场，管整编第三十六师。他嫌美式重炮太笨，换成日式轻山炮，好在黄土高原上机动，部队练得跑得飞快。但这改动惹了高层不快，有人说他想拆分部队当军阀。 榆林解围战时，上级要他走大路，五天限期，他一看地图，那路平坦易中埋伏，就切断联系，带万把人钻毛乌素沙漠。三天行军，条件苦，士兵渴了喝马尿，但绕到侧翼，突袭成功，钻出包围圈。 战后胡宗南没夸，反而参他一本，说擅改路线差点坏事。钟松这脾气，战场上敢拼，官僚场里却碰壁。内战后期，大势已去，他没跟去台湾，也没起义，短暂当浙江省主席，看办公室空荡荡，留张条子就去香港。钟松的选择是“不败、不死、不降、不起义”，挺倔的。 1970年他移居荷兰鹿特丹，基本断了旧联系。两岸缓和后，他曾带小儿子回松阳老家，捐一万块修路，那时是笔大钱，但没久留，看一眼就走。 钟松晚年就这样，安静过日子，但总面朝东方发呆，念那句“他们早就不需要我了”。这是他内心对故土的复杂情感，也折射时代变迁对个人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