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偶遇一赶车老丈，于是便乘车回家，两人相谈甚欢，可谁料分别之前，老农询问道：“我儿王硕，12岁就参了军，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王扶之听完浑身一颤，喊道：“爹，我就是王硕呀！” 十八年的战火硝烟，竟让亲生父子在故乡的山路上擦肩而过。 那天陕西子洲的太阳很烈，王扶之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胸前还缠着没拆完的绷带，刚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回家的路上遇到这位赶着骡车的老汉。 老汉赶着车往山坳里走，见他腿脚不便，招招手让他上车，车板吱呀作响，装着半车刚收的土豆。 老汉话不多，拉起家常却停不下来。 说自己姓王，老伴走得早，就一个儿子叫王硕，十二岁那年跟着红军走了，临走前还偷拿走了灶台上的半块玉米饼。 “那娃现在要是还活着，该有三十了。”车轮碾过石子，老汉咳嗽两声，从怀里摸出个磨得发亮的铜烟袋，烟锅里的烟丝都潮了。 王扶之的心猛地往下沉，这铜烟袋他认得，是自己临走时从父亲烟荷包里顺走的，后来在战斗中弄丢了，原来父亲又捡了回来。 本来想开口问些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参军后改了名，从王硕变成王扶之，跟着部队从陕北打到东北，又跨过鸭绿江。 1952年那个夏天，美军的炮弹把指挥所炸塌时，他被埋在碎石下38小时，战士们扒开石块时，他怀里还揣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十二岁那年跟父亲在土坯房前拍的。 彭德怀司令员听说他十几年没回家，特批了探亲假，可他坐上军车往家赶时，心里竟有些发慌，怕父亲不认这个改了名的儿子。 马车转过山坳，老汉指着远处的窑洞说快到家了。 王扶之看着那熟悉的窑洞门，门框上还留着自己小时候刻的歪歪扭扭的“王”字。 老汉突然转过脸，眼神里带着期盼：“解放军同志，你要是碰到叫王硕的兵，告诉他爹还在等他。”这句话像炮弹一样击中了王扶之，他颤抖着从内衣口袋摸出那张磨破边角的照片，照片上十二岁的少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身旁站着的正是眼前的老汉。 父亲接过照片时手在抖，指腹一遍遍摩挲着照片里的少年。 “你左额角有个月牙形的疤，是小时候爬树摔的。”父亲突然抓住他的胳膊，扯开军帽，那个浅褐色的疤痕赫然在目。 王扶之再也忍不住，十八年的思念和愧疚化作泪水，抱着父亲的肩膀哽咽：“爹，我就是王硕啊。”赶车的骡马好像也通人性，甩了甩尾巴低下头，车板上的土豆滚了几个，沾了层黄土。 后来才知道，父亲这些年靠赶车给人拉货为生，每到逢集就拿出儿子的照片问过路人。 1949年解放军解放陕北时，他还跑到部队驻地打听，说儿子要是活着，肯定成了解放军。 王扶之在老家待了三个月，给父亲重新盖了瓦房，教村里的孩子读书写字。 归队前那天晚上，父亲把那个铜烟袋塞给他：“现在叫王扶之好，扶助人民，比王硕有出息。” 1964年授衔那天，王扶之穿上少将军服，对着镜子敬了个军礼。 胸前的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摸了摸左额角的疤痕，想起父亲赶车时哼的陕北小调。 后来他把大部分积蓄捐给了家乡，建起了“扶之希望小学”，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就盖在当年他和父亲相遇的那条山路旁。 去年回老家，校长说孩子们都知道学校是一位老将军捐的，却不知道那位将军就是当年从这里走出的红小鬼王硕。 如今王扶之将军已经百岁高龄，每次跟人提起父亲，总会说起那个赶车的下午。 山风吹动着老汉的白胡子，骡车碾过石子路的声响，还有那句“你要是碰到叫王硕的兵”，这些画面在他记忆里永远鲜活。 就像父亲说的，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没忘了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那辆吱呀作响的骡车，载着的不只是土豆和乡愁，还有一个军人对家国最深沉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