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墨西哥，曾经的苏联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在家中被人暗害，特工用冰斧击穿了脑袋，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不幸的是，因为抢救无效，很快就死亡了。 那天下午的阳光斜斜照进科约阿坎区的蓝色小楼，托洛茨基正低头修改文稿，访客说带来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新资料。 谁也没料到，这份“资料”里藏着致命的凶器。 托洛茨基这辈子就像坐过山车。 1879年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家庭时，谁能想到这个叫列夫·勃朗施坦的少年，后来会用“托洛茨基”这个笔名搅动整个俄国。 1917年他跟着列宁闹革命，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炮火里，他站在冬宫广场上指挥的样子，连列宁都说“红军的灵魂是他给的”。 苏俄内战那几年，白军把他恨得牙痒痒，可红军士兵见了他就像见了定海神针，说“有托帅在，阵地丢不了”。 好日子没持续多久。 列宁去世后，他和斯大林就掰上了。 一个说要“不断革命”，把火种撒到全世界；一个说先把苏联自家日子过好。 开会时两人拍桌子瞪眼睛，台下人也跟着分成两派。 1927年冬天，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那天，他在莫斯科街头走了很久，雪落在他的大衣上，像撒了一层盐。 第二年他被流放阿拉木图，1929年那艘“普罗米修斯”号轮船离开敖德萨时，他站在甲板上望着越来越小的海岸线，手里攥着一本没写完的笔记。 从土耳其到挪威，再到墨西哥，托洛茨基就没安生过。 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普林基波岛，他白天写《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主义》，晚上得防着窗外的黑影；挪威政府嘴上说欢迎，背地里派警察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直到1937年墨西哥画家里维拉把他接到蓝色小楼，才算有了个像样的家。 那会儿他秘书西尔维娅总劝他少写点批判斯大林的文章，他却笑着说“笔就是我的枪，总不能让它生锈”。 梅卡德尔就是这时候混进来的。 这个西班牙小伙子装作对托洛茨基主义特别着迷，隔三差五来送书送报，还帮着整理文稿。 西尔维娅觉得他有点怪，托洛茨基倒没多想，毕竟流亡路上，能遇到个愿意听他说话的年轻人不容易。 1940年8月20日下午，梅卡德尔说有篇关于第四国际的文稿要请他斧正，两人走进书房，他刚拿起稿子，对方就从包里抽出了那把磨得发亮的冰斧。 事后墨西哥警方在现场找到了梅卡德尔的假护照，才发现这小子是苏联情报机构NKVD的人。 斯大林早在1936年就放话“托洛茨基就是条毒蛇，得打死”，NKVD专门成立了暗杀小组，梅卡德尔是他们安插的最后一颗棋子。 苏联那边打死不承认，西方报纸吵翻了天，可托洛茨基已经听不到了。 他在医院撑了十几个小时，最后跟守在床边的妻子说“文稿……记得收起来”。 我认为，他在流亡中坚持写下的那些文稿，其实是在给后来者留下一面镜子。 《被背叛的革命》里他说“官僚主义会蛀空理想”，这话现在听来还挺扎心。 1938年他在巴黎偷偷成立第四国际，那会儿谁也没把这个流亡老头当回事，可几十年后，还有人捧着他的书讨论“怎么不让革命变味”。 那柄带着血迹的冰斧后来被墨西哥警方封存，刃口的缺口还留着撞击颅骨的痕迹。 科约阿坎区的蓝色小楼如今成了纪念馆，书桌保持着文稿散落的样子，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纸上，像他当年修改稿件时那样。 托洛茨基没看到他期待的“政治革命”，但他用生命守住的那点理想火苗，至今还在提醒着每个赶路的人别让初心在现实里走了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