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范纪曼被捕，狱中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 肋骨断了三根，血沫堵着喉咙，他盯着审讯室惨白的灯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更多同志暴露。 20岁考入武昌中央军校时，范纪曼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双面人”。 秘密加入共产党后，他成了国民党北平情报站的一员，顶头上司正是后来的军统巨头毛人凤。 每天处理着无关痛痒的情报，他把真正关键的信息折成小纸条，塞进衣领夹层。 毛人凤总夸他“办事稳妥”，却不知那些“稳妥”里藏着多少救命的密码。 1949年2月，上海地下党员沈寒涛没扛住酷刑，供出了那个总“出错”的范纪曼。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拍了桌子，让毛人凤亲自督办，“这个人，绝不能留”。 北平特务机关连夜成立专案组，监狱的铁门在他身后哐当关上时，春天还没真正来。 审讯室的老虎凳压得他骨头咯吱响，辣椒水呛得肺像着了火，但他咬紧牙关，一句实话没说。 后来他开始“疯癫”，对着墙壁傻笑，把饭粒撒得满地都是。 看守渐渐放松警惕，他却在墙角发现了块松动的木板，边缘磨得有些光滑，像被人摸过无数次。 夜里他偷偷抠着木板周围的泥土，指甲缝渗出血，也没停下。 那天凌晨，他捂着肚子喊疼，看守不耐烦地挥挥手，“早去早回”。 这句话让他心里一动。 借着上厕所的空档，他撬下那块木板，踩着墙根的砖缝往上爬。 木板不长不短，刚好够到墙头，夜风吹过耳边，带着泥土的腥味，他知道自己正在奔向黎明。 落地时膝盖磕在石头上，他没顾上疼，撒腿就跑，身后的警笛声越来越远。 上海解放那天，范纪曼站在圣约翰大学门口，看着红旗升起，眼泪差点掉下来。 后来他成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历史老师，课堂上讲地下斗争史，学生们听得入迷，没人知道讲台上这个戴眼镜的先生，曾在鬼门关走过四遭。 他从不提过去的功绩，家里的窗帘总拉着一半，直到八十年代，才跟子女说起那块越狱时的木板。 有次学生问他“信仰是什么”，他指着窗外的老槐树，“就像这树，根扎得深，风再大也吹不倒”。 多年后，范纪曼的学生在回忆录里写，老师总爱摩挲一块旧木板，说那是“通往春天的梯子”。 那句“早去早回”成了他一辈子的念想，不是回监狱，是回那个需要他的信仰里。 从情报员到教书匠，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那份藏在心底的忠诚。
